关于曹操的事:郭沫若不是为曹操翻案的第一人——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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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曹操的事:郭沫若不是为曹操翻案的第一人

2010年10月18日 16:19 来源:北京晚报 参与互动(0)  【字体:↑大 ↓小

  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问世数百年来,以其内容为题材的戏剧、曲艺、电影等文艺形式的改编和创作一直极其活跃,近年来由于电视剧的介入,更达到新的巅峰,出现所谓“三国热”。这些林林总总的作品,无论是忠于原著,“尊刘(汉)抑曹”,还是从批判的角度另辟蹊径,“褒曹贬刘”,都属文艺家的创作自由,本无可厚非,不少历史学家也一直在试图摆脱《三国演义》的束缚,还原真实的“三国”历史,展现相关人物的原本面貌。但是,无论是历史研究,还是文艺创作,都需要静下心来,慎重对待,切不可浮躁、意气用事,因为我们不仅要上对得住古人,还要无愧于今人,同时也少让后人戳咱的脊梁骨吧!——编者

  曹魏缘何胜出

  郭 棣

  事实上,对史称“三虚七实”的《三国演义》的评价争论,并不是自今日始。《三国演义》自问世伊始就受到质疑,褒贬不一。明清两代的一些著名文人学者就多有不敬之语。如明代文学家胡应麟说它“古今传闻伪谬,率不足欺有识”;清代大学者章学诚认为该书“惑乱”“观者”,作者“最不可训”。他们大都是从所谓“历史真实”的角度,完全无视乃至否定了作为小说的《三国演义》的艺术创造和文艺作品的属性。但这些都未能从根本上动摇《三国演义》的艺术价值和历史地位,作为我国历史小说的开山之作,它至今仍占据着无可动摇的制高点。

  围绕三国历史、《三国演义》及其改编作品,尽管争议不断,仁智互见,但三国鼎立的结局是曹魏胜出,这却是铁的事实。而曹魏成功的原因,历来论者最感兴趣的多是曹操的阴谋权术和用人之道,相关文艺作品也主要是在这两方面浓墨重彩,重点描绘。其实,坚持唯物史观,从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因去分析,曹魏最后胜利的基础,有两点不仅在小说原著中笔墨不足,后来的改编作品对此也不大重视。

  一是曹魏实行的屯田制。东汉末年,由于军阀连年混战,人民流离失所,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土地荒芜,而赋税加重,整个社会经济实际已处于崩溃境地,许多大小军阀割据势力也往往因缺粮而“无敌自破”。曹操作为一个出自基层又颇具远见的政治家,深知“无粮不稳”的道理。他不仅在打仗使用的战术上惯于断人粮草,烧人粮仓,而且获有奇效;在经济管理体制上他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他初定中原后,就听从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建议,招募流亡农民,按军事编制组织起来,设立单独的管理系统,有计划地开垦荒地,垦田农民按规定上缴赋税,史称屯田制。从事屯田生产的民众又叫“典农部民”,他们只对曹魏政权尽责,可以不服其他徭役,也不再受原来地主的无度盘剥,劳作者个人收益比重也有所提高,这样就大大调动了其生产积极性。除民屯外,在一些边境或重要地区,曹操还推行了“军屯”,发动驻地军士及其家属开田耕种。屯垦的实绩也作为地方州县官员重要政绩考核项目。这样一来,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社会的安定,而且国库渐盈,军粮问题也得以解决。当时,蜀国、吴国也都实行过类似的屯田制,但都不如魏国力度大,效益好。应该说这为日后曹魏灭蜀破吴奠定了物质基础。曹操在一次行军中马踩麦田,按律当斩,最后割发代斩,这段故事虽然也属“三国”众多权术中的一个,但也说明了他对农业的重视,非蜀、吴所及。《三国志》中曹魏屯田制的相关记述,毛泽东同志阅读后在不少地方打上红杠杠,以示重要。

  曹魏胜出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有一个强固的后方基地——邺城。邺城地处现河南安阳县城东北数十里,漳河南岸,战国时邺令西门豹除巫治漳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由于地理位置重要,邺城历来为兵家必争之战略要地。曹操灭袁术、袁绍后,统治中原及黄河以北广大地区。曹操的政治手段之一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但封魏王后他却不以洛阳、许昌为都,而是选中了邺城。他在这里先后修建了丞相府、社稷、宗庙,整修了城池,并在周边大力发展农业,兴修水利,繁荣商业,振兴文化。西晋文士左思专门写过一篇《魏都赋》,描述了邺城的繁荣景象。当年的邺城现已无存,其辖域已分属河南省安阳县和河北省临漳县,但曹魏在邺城的历史遗存很多,是当下研究三国历史的珍贵文物史料。

  往事如烟,物是人非。关于“三国”,无论是历史研究,还是文艺创作,都需要静下心来,慎重对待,且不可浮躁从事,意气用事,因为我们不仅要上对得住古人,还要面对今人,给后人有个交代。

  郭沫若不是为曹操翻案的第一人

  宗春启

  我这个从来不听昆曲的人,几天前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从头至尾听了一出昆曲《续琵琶》。懂戏的人知道,有出老戏叫《琵琶记》,主人公是蔡文姬的父亲蔡邕。陆游有诗说:“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蔡中郎就是蔡邕。《琵琶记》借蔡邕之名编排了一个背亲弃妻负心汉的故事,其实是冤枉了蔡邕的。《续琵琶》讲述的是蔡邕死后,蔡文姬被掳入匈奴、后被曹操接回的故事。此戏的作者,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正在筹建中的北京曹雪芹学会,发掘抢救了这出戏。

  《续琵琶》和许多传统戏剧一样,强调的是 “忠”、“孝”二字。戏中的蔡文姬被掳之后,本想一死了之。在经过昭君墓的时候,昭君给她托梦说:我当初远嫁匈奴何难一死?只怕有违君命、毁坏和亲,是为不忠;你如果一死,将无法完成父亲续修汉史的遗嘱,是为不孝。昭君让她活下去,将来还乡有日。于是蔡文姬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十二年后,曹操想起了蔡文姬,派人把她接回。

  在我这个外行看来,《续琵琶》的主人公似乎不是蔡文姬,而是曹操。在最后两折,曹操的戏很重。而且这出戏中的曹操绝对是正面人物,脸着红色,身披红蟒,头顶相纱,唱词大多是从曹操所作《短歌行》、《观沧海》、《龟虽寿》中的诗句化来的,很有英雄气概。那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白脸奸雄,在《续琵琶》中完全没有了踪影。他自我陈述的是:“孤本甚庸愚,聊立微名耳”——何等谦逊;“俺待要武平归去解戎衣,不知(将)几处称王、几人称帝”,完全是个国家统一、人民安定的保护者。而掷杯戏曹操的左慈、击鼓骂曹操的祢衡,在这出戏里,竟成了跳梁小丑。在祢衡的詈骂面前,曹操开怀大笑,毫不介意。如此看来,后来郭沫若先生写《蔡文姬》为曹操翻案,竟是步曹寅之后尘。我甚至大胆揣测,话剧《蔡文姬》是不是在《续琵琶》的基础上翻新改作的呢?

  窃以为,曹寅写《续琵琶》,完全是为给曹操正名翻案,因为曹寅自认为是曹操之后。雪芹的好友敦诚曾写诗寄之曰:“少陵昔赠曹将军,曾曰魏武之子孙。君又无乃将军后,于今环堵蓬蒿屯。”当众人纷纷诋毁曹操的时候,曹操的后人当然应该出来为自己的祖先说说好话、唱唱赞歌了。

  我欣赏《续琵琶》的额外收获是:发现了清朝初年并不讳言民族矛盾,并不忌讳“匈奴”、“戎羌”、“胡人”、“番军”之类字眼的又一证据。曹寅写《续琵琶》,约在康熙四十年,尚属清初。某些“红学家”推测,因为清朝是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建立的朝廷,所以民族问题在清初是极敏感话题。什么“匈奴”啊、“胡人”啊、“鞑虏”啊、“吐蕃”啊,都是不能写不能说的,否则就有杀身之祸。有研究者认为,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作践芳官,戏言“小骚鞑子”、“小土番”,是他不顾危险、反清思想的宣示,说明他是站在清朝统治者对立面的——看来,这个推断太主观了,事实上难以成立。曹寅笔下的蔡文姬,大骂杀男人、抢妇女的匈奴兵是“臭番军”;她吟唱的《悲愤诗》中,有这样的诗句:“……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按照许多人的思维逻辑:这难道不可以用来描绘清兵入关的情景吗?曹寅难道不怕“文字狱”吗?今人替古人太多虑了。曹寅、曹雪芹的时代,这些用于少数民族的称谓,无论是褒义的还是贬义的,清朝的统治者不会对号入座。至于后来乾隆年间的“文字狱”中,有因“胡儿”、“胡人”措词获罪的,那是事出有因,另当别论。有些“文字狱”,首先是皇帝想治谁的罪,然后再从他的文字中找到“毛病”的。

  这个戏有可观赏性,旋律优美,唱词文雅。尤其让我感慨的是,演员吐字清晰,且读音准确。不像新版电视剧《红楼梦》,演员净念错别字。不知是昆曲演员的文化素质本来就好呢,还是顾问的水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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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蒲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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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巴人的原贴:
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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