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的现实与前途:探索产业化和国际化之路

　　探索产业化和国际化之路

　　——中国电影的现实与前途

　　作为金鸡､华表和飞天三奖的评委会成员,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尹鸿教授无疑是中国影视圈中最活跃也最为权威的学者之一｡在9月的一个上午,本刊记者听他畅谈中国电影和金鸡百花奖的现实与未来｡

　　"八面来风,自己掌舵"

　　人民画报:您个人担任了最近两届"金鸡奖"的评委,在整个评奖过程中,您印象最深的部分是什么?

　　尹鸿:"金鸡奖"是专业奖,与"百花奖"由大众评选产生不同,它是由评委会讨论投票产生｡以2009年第27届"金鸡奖"为例,评委会共有23位成员,包括创作人员､专家､电影管理者等,其中,所有的创作人员都曾获得过金鸡奖｡由于23个人的年龄､知识背景等都有明显差异,大家的价值观和判断方式也会有很大不同,所以,有时争论会很激烈｡"金鸡奖"有一个原则叫"八面来风,自己掌舵",一方面,我们要考虑电影发展的主要趋势和潮流,另一方面,也尊重每一位评委个人的价值观和判断｡

　　人民画报:争论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尹鸿:最集中的是对两类电影的评价｡一类是大制作的商业电影,如《赤壁》《夜宴》乃至《集结号》｡我记得,当时对《夜宴》的争论就非常大｡对于这样商业元素比较明显的电影,金鸡奖会面临比较难的选择｡一方面,虽然这些商业片在文化上会有或多或少的缺陷,但是,它毕竟在技术上代表了中国电影的最高水平｡但是,有一些评委可能就会认为,文化观念上他们不认可,因此也不愿意这些电影技术上得奖,有时这种争论就会非常激烈｡

　　还有一类,是对一些青年导演拍的表现非主流生活的电影,如《爱情的牙齿》《好奇害死猫》等｡这些电影,从艺术创作的观念､艺术完成的手段来讲,在青年导演中都非常突出｡但是,也会有评委认为,这些电影表现的价值观不够昂扬､正面,所以,也会引起很大的争议｡最后,大家都是充分讨论,民主投票｡

　　不过,对于像"最佳故事片"这样的综合奖项,大家一般都还是选在观众的熟悉度和艺术的完整性两方面相对比较综合的电影,比如最近两届的《云水谣》和《集结号》,还是得到大家比较广泛的认可｡毕竟,每年能达到这种水平的电影,数量很少｡

　　电影的娱乐功能被强化

　　人民画报:从1962年第一届百花奖和1981年第一届金鸡奖开始评选至今,回顾历届"金鸡"和"百花"的获奖影片,您认为,中国电影和电影环境发生了哪些变化?

　　尹鸿:电影的功能和环境完全发生了根本性改变｡1962年,在《红色娘子军》获第一届"大众百花奖"的年代,能够被全国人民共享的媒介只有电影,并且它是在一个对外封闭的､相对真空的环境中,是唯一的､大众性的多功能传媒｡所以,它的教育功能､社会认知功能､政治功能等都非常明显｡那时,是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因为没有其他媒介可以替代它｡

　　80年代的电影也很简单,就看电影的思想有没有震撼力,看在艺术创作上人物的形象塑造是不是完整,有没有现实主义精神,这就是当时整个启蒙文化的主潮｡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芙蓉镇》《红高粱》《野山》等｡另外,还有像《开国大典》《大决战》《焦裕禄》这样的电影,这些影片在当时也是经典,也同样获得了"金鸡"､"百花"的认可,它们不仅在政治上正确,在艺术上,也基本都是同类型影片的开山之作,有艺术创新和突破,也被观众所接受｡而后来的一些模仿之作,就变得越来越平庸｡

　　今天,电影已不再是最大众的传媒｡自从有了电视,电影的生存空间和环境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从一个广众的传播形态变成一个相对窄众的传播形态,其社会认知､教育的功能也被电视､网络所取代｡所以,它的一个最明显的改变就是,娱乐功能被大幅度地强化,因为观众要花钱花时间去电影院,人们不太会愿意花钱花时间去买教育｡于是,像"金鸡奖"这样的评奖就会面临一些问题,那就是,我们朝什么方向去鼓励创作?是鼓励电影越来越阳春白雪,鼓励那些有艺术个性但可能没有人看的电影,还是鼓励那些既有艺术创新和探索,又能被大众所接受的电影?这就变成一个特别重大的选择｡在每次评奖中,这种争论都会非常强烈｡从我们的立场,还是认为,金鸡奖的标准应该更多地靠近奥斯卡,要鼓励那些有艺术创新､艺术贡献,但又能被尽可能多的公众所接受的电影,它是大众的,但又不能唯票房论,我们要从中找到一个平衡｡

　　人民画报:您怎么评价中国电影目前的发展水平和状态?

　　尹鸿:在制作技术上,从设备条件到制作观念和水平,可以说和过去相比有了不可同日而语的进步｡拿出十年二十年前的电影,直接看画面､看节奏､看剪辑,你就知道差别有多大｡但是,由于娱乐功能高度强化,电影中的现实主义精神被大幅度地减弱｡即使是现实题材,例如《唐山大地震》,你会发现,它的现实也只是有一些桌椅､招贴画､杯子之类的表象现实,它没有能真正地去触碰这一段历史中中国人的心路变迁｡当然,可能社会文化的大环境也发生了改变｡十年前,我们的电影关心政治､关注社会､干预社会,推动社会前进,电影的这个功能非常明显｡但是,外部环境不同了,所以,电影就更加向娱乐化的方向发展｡

　　人民画报:你在最近的博客中提到,像《盗梦空间》这样真正优秀的商业电影,中国太少了｡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尹鸿:首先,整个电影产业的发展水平跟美国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各个创作单元的专业化能力都不足,整体上就不容易达到很高的水准｡其次,电影市场的培育不够,应该说,中国电影还处在一个市场化比较初期的阶段｡近些年,国内市场相对繁荣,已经能拿到四五个亿的票房,但市场规模仍然很小,所以,很多电影不可避免地过度追求商业化,以减轻市场风险｡这样,因为注入了过多的商业元素,电影的艺术完备性就容易被破坏｡这也是为什么像《唐山大地震》这样不错的影片,也不太敢拿到国际上去评奖｡一般来讲,我们希望商业性与艺术性像盐溶于水一样,但是,有时候可能做不到,电影中那些商业元素的颗粒会明显地凸出来,拿到成熟的欧美市场去就会遇到障碍｡

　　"大电影产业"是未来的方向

　　人民画报:您怎么看文化体制改革对中国电影业的影响?

　　尹鸿:电影是受益最早也最多的一个行业｡在整个文化体制改革中,电影相对走在最前面,除了个别环节和领域,几乎整个产业链都推向了市场,社会各方面的资金和创作者都可以加入这个行业｡由于产业准入的开放,还有对电影产品审查标准的放宽,这两个开放直接带来了整个产业的繁荣｡中国电影产业近几年高速增长,可以说,完全是文化体制改革带来的结果｡当然,电影也还是存在一些方面不够开放的问题｡不过,公众对政府的管理永远不会满意,没有一个国家不是这样｡所以,任何事情都不能脱离社会的大环境去发展,我们觉得,中国电影的发展在进步,它不可能一步到位,只能是循序渐进､不断发展的过程｡

　　人民画报:"金鸡奖"和"百花奖",作为中国最高的专业奖和大众奖,在国际上的影响还是相对较弱｡您前段时间还撰文指出,中国电影的国际影响力正在减弱,为什么?

　　尹鸿:还是我刚才讲的,中国的电影业还处在市场化的初期阶段,而恰恰是国内市场的初步繁荣导致一些电影放弃了国际市场｡过去,国内的一些电影往往还需要兼顾国际市场,以弥补国内票房的不足｡现在,国内市场已足以支撑,如果还要去迎合国际方面的需求,可能国内的商业性就会不够,也许就达不到这么高的票房,但是,国际市场又不能太抱有期待,万一得不到呢?所以,电影的发展能不能更从容,关键还是取决于市场｡电影也和人一样,当他还是暴发户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毛病｡未来,随着市场的成熟､观众的成熟,中国电影可能也会慢慢变得越来越有教养,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文化上也会有更多自信｡

　　人民画报:您如何看中国电影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当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哪些?

　　尹鸿:世界电影发展到今天,"大电影产业"肯定是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说,中国要从一个电影产量大国向产业强国变化｡这意味着:第一,电影不能仅仅依赖国内市场,一定要走国际化道路｡第二,电影不仅通过影院创造效益,一定要通过电视､音像､新媒体､衍生产品等,创造一个更长的产业链｡电影只是发动机,它要带动一整列火车｡不过,中国现在离这个方向还面临一些问题:一是,行业上仍然存在一些政策上的阻碍,电影业基本还是只能在电影圈里转｡二是,电影要走向国际,就必须更开放地跟国际合作,但是,我们在国际合作方面仍然有很多限制｡所以,要做好"大电影产业",还是要"改革开放",更改革,更开放｡

　　记者 李舒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