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影的蜕变：一个国营老厂的市场化之路

　　上海电影,曾代表了中国电影的高度｡上海电影厂,也是历届荣获中国"金鸡"､"百花"最佳故事片奖最多的电影厂｡然而,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上海电影厂陷入了相当长时间的低迷和萧条｡这不仅是上影的困境,也是当时几乎所有老牌国营电影厂面临的困境｡

　　"改革找死,不改等死,不改不革安乐死｡"2010年9月,上海文广集团副总裁､上影集团总裁､上海电影厂厂长任仲伦在北京昆仑饭店接受了本刊记者长达五个小时的专访,他引用这句当年由一位上影的导演编的顺口溜说,"当时的中国电影已经到了非变革不可的时候｡"

　　"我相信,电影不会消亡"

　　"大家都说,来了个书生,上影搞不好的｡"2003年,任仲伦接任上海电影厂厂长时,他心里清楚,不少人对他并不看好｡

　　在此前近20年的时间里,任仲伦的职业生涯可以概括为:看电影､研究电影､教电影､写电影评论文章和管电影｡那时,他是电影圈内有名的学者,但对于管理电影企业,他没有任何经验｡

　　毫无疑问,上影曾有过无比辉煌的历史,从建国初期的《红色娘子军》《铁道游击队》《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到改革开放后的《庐山恋》《高山下的花环》《天云山传奇》《芙蓉镇》等,一大批作品都已成为中国电影史的经典之作｡然而,2003年,在中国电影业持续低迷的背景下,上影的企业负债率高达76.8%､银行欠债达5亿元人民币｡

　　当时,由于彩电和VCD的普及,已经很少人再走进电影院看电影,全国各地的许多影院都在靠卖羊毛衫､音像制品等为生｡上影近3000名职工,一年只拍摄两三部影片,税前利润仅200万元,主创人员的月收入只有300元左右｡"拍出来没人看,拍一部亏一部,大家都不愿意拍｡不拍片,就没有收入来源,职工只能维持很低的收入水平｡"

　　得知任仲伦将要接任上海电影厂厂长的消息,上影的著名导演谢晋曾劝他,"做官"不如"做学者"｡放着逍遥自在的大学教授不当,去接下上影沉重的担子,这无疑是一个重大决定,任仲伦却几乎连内心挣扎都没有就完成了｡他的理由是,对于知识分子而言,能够实践思想,显然比在大学里传播思想更有价值｡多年来,看了1000余部中外电影,写下600余万与电影相关的文字,长期对电影的理性研究使他坚信:"电影不会消亡,更不会被电视所取代｡"他认为,好电影是以文学为基点,而在传播形态上又比文学更自由,更直观,更易与普通民众交流｡"电影是非常有魅力的艺术,它应该成为我们的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

　　乌龟的觉醒

　　"第一个礼拜,只做了两件事:讨钱和借钱｡"刚一上任,任仲伦立刻感受到了来自现实的巨大压力｡

　　上任第三天,任仲伦接到通知,离休干部要提高房贴,需一次性支付1070万元｡当时,整个上影厂的流动资金只有1700万元,而每年银行贷款的利息高达3000万元,人力成本高达1.5亿元｡任仲伦只得想办法讨回一笔上影卖房产未收回的余款500万元,又向上级借来500万元,才勉强付清了离休干部的房贴｡

　　任仲伦将当时老牌国营电影厂的处境形象地比喻为"新龟兔赛跑":国企都是乌龟,背着重重的"壳",以上影为例,离退休职工2800名,比在职职工(2700名)还多｡过去,制片业是乌龟专用跑道,只有国有资本可以进入,乌龟们可以闲庭信步地慢慢跑,生产的影片由国家统购统销｡可随着市场放开,制片放开了,跑进来了许多外国资本的洋兔子､民营资本的野兔子,其中有一些兔子渐渐熟悉了跑道,跑得超过了乌龟｡这时,"乌龟"怎么办?任仲伦的答案是:学习｡

　　任仲伦到美国考察了两周,拜访了美国电影协会和迪斯尼､米高梅等7家著名电影公司｡每到一个公司,他必问的一个问题是:你们拍电影赚钱吗?靠什么赚钱?

　　至今,任仲伦仍喜欢以知识分子自居,最怕被人描述成娱乐界的老板,但他开始认认真真地研究如何赚钱了｡"当电影学教授和电影厂厂长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可以是天马行空的理想主义者,从艺术的角度看电影,而且可以保持自信,因为你的思想很少被实践去证明或证伪;后者则必须是现实主义者,要用产业的眼光去看电影,你要考虑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赚钱,而且你的每一个决策都随时被市场证明或证伪,你无法自以为是｡"

　　美国之行,任仲伦最突出的感受是,两国电影产业的架构完全不同｡中国是苏联式计划体制,制片､发行和放映是三个各自独立的环节,电影制片厂只负责制片,完成国家下达的任务;电影拍摄完成后,由国家统购统销;最后,发给各地电影院放映,它们属文化局管理,与电影系统没有任何关系｡美国的影业集团则往往是"制片+发行+放映",形成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于是,三个环节相互支撑,实现利益最优化｡"制片业就好比石油行业的勘探业,高投资､高风险､高回报｡电影院线则等于加油站,细水长流,带给你充沛､稳定的现金流｡"

　　于是,任仲伦将上影未来的战略目标确定为"产业链完整､多片种发展､中国一流､具有海外重要影响的大型影业集团"｡直到今天,任仲伦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六年,我们就做了三个字:产业链｡"这三个字背后的深刻含义是:由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

　　"井蛙理论":开放逼改革

　　宏伟蓝图画下后,2004年成为改革最困难､矛盾最激化､最惊心动魄的一年｡上影成为上海第一家事业转企业的文化单位,改制涉及11个单位2541人｡

　　任仲伦说:"我们都是井底之蛙,怎么样才能让井蛙知道天其实很大呢?一种方法是,派人每天把井口挖得更大些,但是,不知挖到何时才能让井蛙彻底觉悟｡另一种办法是,直接去找稻田里的青蛙,它们每天都能看到满天星斗,它们可以告诉井蛙,真正的天究竟有多大｡"

　　任仲伦的意图很明确,要把门打开,和"最优秀的人"､"最合适的人"合作,并提出"开放逼改革,合作促发展"十字方针｡

　　在制片方面,上影与华语圈内的优秀导演李安､王家卫､贾璋柯等合作了《色戒》《2046》《三峡好人》等一系列在华语电影圈中产生重大影响的影片,多次在国内､国际重要电影节中获奖;其中,《色戒》《三峡好人》在2006年､2007年连续两年斩获威尼斯电影节最高荣誉——金狮奖,这也是中国电影公司难得的成就｡和中影､华谊兄弟等国内电影公司合作了《赤壁》《建国大业》《集结号》《风声》等商业大片,获取了丰厚的投资回报｡

　　上影还积极地与国际电影界合作,2005年《伯爵夫人》成为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外合拍片;2007年《蓝莓之夜》是国内电影企业第一次投资外国电影;2008年《木乃伊3》成为中国电影企业首次与美国大公司(环球公司)合作的商业大片｡此外,上影还与美国华纳建造了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电影院;在国内率先推出IMAX商业超大银幕;2010年又与全球最大､最顶尖的影视技术公司"法国特艺"合作打造影视技术基地,目标直指"东方好莱坞"｡

　　"一旦认定要开放合作,我真的做,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任仲伦说,最初这也是上影发展过程中阻力最大､最艰难的部分｡总和外面的人合作,自己人就会有意见｡有人打趣他说:"我们是井蛙,他们是青蛙,就你牛,你是牛蛙｡"

　　至今,批评反对的声音一直有,任仲伦表示理解,但也坦言:"残酷的现实只能如此｡如果有的人已被市场经济淘汰,就不能再把他当作主力队员用｡只有开放,才能逼使改革,也才能让国企内有潜力的人实现蜕变,变成适应市场经济的人｡"

　　任仲伦笑称,知识分子的一大特点是,喜欢追寻规律和真理,而一旦认定是对的,他会坚守｡因此,在改革的路上,"争议不断,我坚持;阻力不断,我坚持;非议不断,我坚持｡"

　　任仲伦也尽可能地着力培养集团内部的生力军｡上影最近提出"双本双十计划",努力挖掘上海本土题材,培养本土人才｡近几年,江海洋执导的《高考1977》､胡雪杨执导的《可爱的中国》､李歇浦执导的《邓小平1928》､姚光华执导的《马兰花》等,一批本土的优秀作品纷纷荣获国内外重要奖项｡尽管上影目前仍缺乏像冯小刚､张艺谋这样有票房号召力的名导演,但任仲伦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我们把各种资源都集中给最有希望的导演,支持他们出代表作｡只要连续出几部票房高､影响大的优秀影片,人才就脱颖而出了｡"

　　文化单位最缺的是企业意识

　　"今天,看电影已经成了一种时尚｡"近几年,中国电影业的产值以每年30%的速度在增长,增速远超国内生产总值｡令任仲伦欣慰的是,在这一轮浪潮中,作为国营老牌制片厂的上影并没有落后,而成为国家推行"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典型｡他和上影的团队在若干年前画下的蓝图,许多已得以初步实现｡

　　2009年,上影集团主营业务收入16.5亿元,净利润达1.3亿元,居全国电影业首位,比2003年增长了50倍｡集团每年投资拍摄约20部电影､60部译制片､1部影院动画片､500集电视剧､2000分钟电视片及一万分钟纪录片,总体生产能量居全国首位｡同时,上影在全国12个省市50多个城市150家电影院拥有550块银幕,完成了以上海为"总根据地","华东一片､长江一线､加京粤两地"的战略布局｡其产业还延伸至电影频道､音像出版､杂志､影视基地､特效制作､技术服务､五星级酒店等,成为中国产业链最完整的影业集团｡投资10亿元､总面积达11万平方米的上影集团总部大楼就快竣工｡就连服装道具也积累了20余万套,枪支道具甚至足够装备一个正规师｡

　　"回顾这几年,真的是风雨兼程｡上影的进步很快,但问题依然很多｡我们这些人很辛苦,但总算没有白辛苦｡"目前,任仲伦正在考虑上影的"十二五"规划,考虑的核心是"进一步深化改革",改革的核心是,文化单位要由事业单位向企业单位过渡,"这虽然是套话,却是实话｡"

　　任仲伦说,中国传统的文化单位最缺乏的是企业意识｡"过去的艺术家是'没钱要你管,拍什么你别管,拍出来卖不卖座他不管'｡这在今天显然行不通了｡"和所有的企业家一样,任仲伦认同,企业的本质就是要追求利益最大化,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目前,中国电影界不缺好导演,最缺的是优秀的制片人｡"

　　近几年,上影在高风险的制片领域却可以做到高达90%以上的投资成功率,在业内被传为佳话｡而许多重大的投资决定,任仲伦往往都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出,被称作"三分钟决策"｡对此,任仲伦说,他唯一的判断依据是电影的价值｡"如果没有价值,5万块我也不会投｡如果有价值,一个亿我也舍得投｡"他认为,电影的价值是多元的,或社会､或艺术或商业,当然最理想的是三者统一｡但是,无论是哪一类价值,其核心都在于,一定要能和社会中的某些群体产生共鸣｡"5000万元投资,就需要有上百万观众走进影院,才能收回成本｡这是一种很昂贵的表达方式,注定不能孤芳自赏,不然,你可以去写微博嘛｡"

　　提到即将开幕的金鸡百花电影节,任仲伦表示,中国电影界当然还是很需要类似的专业奖项来激励圈内的从业者｡虽然与国际上一些重要的电影节和奖项相比,中国的电影节和奖项的分量仍然还不够,但在他看来,"一切都需要历史过程｡实力决定话语权,毕竟中国还不是电影强国｡应该看到,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繁荣,国际对中国的关注越来越多,中国电影的国际地位正在提高｡"

　　关于上影的未来,任仲伦还有许多梦想要实现,最终目标是要把上影建设成为产业链完整､多片种繁荣､创作能力领先､市场竞争力领先､海外影响力的现代影业集团｡多年对电影的研究使他坚信:"电影是全球性产业,它没有边疆,只要你肯努力,你永远会在前行的路上,永远需要划桨,不会轻易靠岸｡这就是搞电影的魅力｡"

　　本刊记者 李舒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