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精品：拒绝低俗 彰显崇高

　　时下相当多的文艺作品,存在着所谓“价值中立”乃至“价值判断逃避”的弊端。这样的作品,不管其内容多么“丰富”,形式多么“现代”,都是与文艺精品相去甚远、乃至南辕北辙的。

　　努力建构文艺精品,是时代的要求,是人们的期望,更是民族文化的希望所在。

　　进入新世纪,文艺世俗化的趋势似乎已成定局且不可逆转。俄国文化符号学家洛特曼有过一段话，他说:“在接受过程中,只有将高雅的与低俗的、精英的与大众的融合在一起才能消除它们之间的界限,而这不仅是美学范式转换的典型表现,也是正在变化的内容的显著特征”(洛特曼:《作为历史文化问题的大众文学》)。世俗的文艺拥有最广大的受众,因为它与现实生活的关系非常紧密而最具活力。将世俗文艺纳入中国文艺的版图必然会冲击原有的文化布局,但只有这样,新世纪的中国文艺生态链条才是健全完整的。可是,文艺的世俗化脚步不可能是中规中矩、不偏不倚的,它一不小心就有些乱了步法,走得踉踉跄跄,于是乎低俗化文艺便也跻身于当代文艺舞台。世俗化文艺在拓宽表现路径、走近大众的同时,也在不经意间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对此,尼采很早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文化与真正的艺术如此疏远和互相嫌恶对立,如同我们当代所目睹的这样。我们明白这样一种羸弱的文化为何仇恨真正的艺术,因为它害怕后者宣判它的末日(尼采:《悲剧的诞生》。三联书店,第88页)。”我的理解,先哲们所谓“高雅的”、“精英的”、“真正的艺术”,应该就是指向“文艺精品”这个命题。

　　显然,与文艺精品建构相反的现象是渲染低俗。凤凰卫视曾在国外的街头做过一次关于中国电影的访谈。随机受访的外国人对中国电影的印象竟然是,人会飞来飞去、暴力、大辫子、穷困、落后……主创者为提高收视率赚取可观利润,可以无视民族审美习惯,在片中搞些花里胡哨的东西,让古代男女亲吻肉搏、让现代仇敌花拳绣腿。淫秽、暴力、宫廷权谋、婚外情等充斥于荧屏、银幕,街头枪战、抢银行、抓人质、搞现钞、杀人越货等“猛料”不断,且不加掩饰。不少打着反腐打黑、惩恶扬善旗号的作品,以张扬暴力对抗、渲染血腥场面、渲染人性丑恶为手段,以所谓“暴力美学”理论为支撑,以争夺观众的眼球为指归。电视上,更有各种价值取向不端的选秀、婚配、搞笑节目,极为低俗，比如,“宁可坐在宝马车上哭”等等。这样的影视节目,与文艺精品相去更远。

　　毋庸讳言,时下相当多的文艺作品,存在着所谓“价值中立”乃至“价值判断逃避”的弊端。似乎,谈文艺的价值取向已经过时。究其原因,这与不断粗鄙化、低俗化的社会空气与某些文艺家的浮躁有关。这些文艺家在审美价值的“多元标准”岔道上头脑发热,利令智昏。因此,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犬儒主义等大行其道,以至丧失了美学水准、道德底线和价值立场。许多作品,观众(读者)也不知道它歌颂什么,反对什么。这看似一种“智慧”,实则是价值导向的偏离和混乱。不少演绎婚外情、第三者的电视剧,对主人公始乱终弃的行为大肆渲染,以增加电视剧的“可看性”和“上座率”。不少反贪打黑电视剧,看似观点鲜明,导向明确,但仔细分析每个细部,却是乌烟瘴气,污秽不堪。恶势力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不费力地把好人“做掉”。这种“黑色恐怖”所推导出的结论是,好像我们的社会已经变得非常可怕,人们已经不再需要价值引导。这样的作品似乎就是“复杂性格”“人性回归”的演绎。文艺作品的“价值中立”乃至价值判断缺席,对大众特别是青少年观众读者起到严重的误导作用。这样的文艺作品,不管其内容多么“丰富”,形式多么“现代”,都是与文艺精品相去甚远、乃至南辕北辙的。

　　文艺家努力建构文艺精品,乃是时代的要求。我们希望并呼吁文艺精品的不断涌现,并非不重视文艺的经济效益,不重视票房市场,因为后者是关乎文艺从业者生存的大事。但我们还应该记得,仅仅有“历史的经济阐释”是不够的。人,不但是经济动物,人还应具有“所以为人”的属性。作为肩负“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崇高使命的文艺家,有责任从人的精神层面表现和升华民族生存状态。面对异化的危机,我们都必须以“存在的勇气”全力加以拯救。存在需要勇气,价值判断更需要勇气。

　　文艺家努力建构精品,也是人们的期望。历史辩证地看,一个文艺家的创作不一定越写越好,一个时代的创作也不一定比过去时代的创作更好。在文艺领域里,过去的文艺和现在的文艺之间始终具有生气勃勃的历史联系。但人们有理由要求文学精品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不断地给人们以艺术享受和生活启迪。真正的文艺精品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是时代的也是全人类的。一部真正的文艺精品之所以能够与未来的人们对话,就在于其除了具有“现实内容”外,还具有“潜在内容”。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艺精品。艺术家总是时代之子,是以其独特的“艺术把握方式”来把握自己的时代,表现自己的时代。因为一个文艺精品在各个时代里,尽管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但构成作品的基本含义和基本结构则是基本不变的。

　　文艺家努力建构精品,更是民族文化的希望所在。文艺家作为文艺生产的关键主体性力量,应该对自己有更严的约束和更高的要求,要深入大众生活,在个体与群体、历史与道德、物质与精神、悲剧与崇高、审美与功利等多种矛盾关系所形成的错位、冲突和张力中,构建经得起现实和历史考验的文艺精品。要致力于人的发现、人的讴歌与人的怀疑、人的分裂的矛盾统一,将表现大众、表现民生与自我审察、个性批判两者有机地融合起来,在种种复杂、动态关系中不断整合发展,并以科学的观念、艺术的方式勇于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共同汇合到人类灵魂重铸、华夏文明再造的洪流中去。

　　文艺家努力建构精品,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所决定的。按照这一要求,文艺不仅应该展示历史中“个人”具体微观的心灵波折与内在痛苦,而且也以其生动深刻的塑造,对新型先进价值观的形成起到推助作用。在这一构建过程中,文艺精品显然可以发挥独特而重要的影响作用。在中国,从坚守“三纲五常”到“目无纲纪”,不过一百多年历史,价值的剧变可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而今天价值标准的紊乱大概也是空前的。这些尚未得到文艺家的足够关注,似乎也很少有人为此感到内心的痛苦。这是很可悲的。因此,大量文艺精品的建构就更为重要和必要,唯此方能形成占压倒优势的反抗和祛除低俗化文艺负面影响的积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