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塔·米勒：从“国家公敌”到草根大师

　　记者昨日获悉，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中文简体版作品全集(十本)已经在国内出版。诺奖得主的作品如此大规模集体出版，在国内尚属首次，无疑给国内的书虫提供了最好的精神食粮。与以往诺奖得主相比，赫塔·米勒接受采访时表示，“获奖不久，作品就可以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大规模出版，对作家而言，这无疑是值得欣慰的；对出版方而言，这无疑是一次勇敢、坚定的抉择。”

　　新书上架之际，本报通过采访作者本人和译者，一起走近这个神秘的争议作家。

　　记者 吴波

　　被迫选择写作

　　“我成了‘国家公敌’，工厂的同事对我避之唯恐不及，这一切让我陷入孤独无助的深渊。痛苦中我选择了写作。”

　　赫塔·米勒1953年8月17日生于罗马尼亚一个说德语的少数民族家庭，是以写罗马尼亚裔德国人在苏俄时期的遭遇而著称的德国小说家、诗人、散文家。此次，凤凰联动将其14部作品整合为10本出版，包括：长篇小说《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心兽》、《狐狸那时已是猎人》、《呼吸秋千》，中篇小说集《人是世上的大野鸡》，短篇小说集《低地》，散文集《镜中恶魔》、《一颗热土豆是一张温馨的床》、《国王鞠躬，国王杀人》和诗集《托着摩卡杯的苍白男人》。据悉，凤凰联动为该套全集组建了强大的翻译和制作团队，全套图书采用黑色封面，设计灵感来源于赫塔·米勒本人对于黑色的偏好。

　　赫塔·米勒的作品具有强烈的自传色彩，却在字里行间留下大量的空白、隐喻和暗示，这种陌生化的策略将自然语言、日常表述加以扭曲，迫使人们在阅读中超越人性的惰性和习惯性思维。

　　赫塔·米勒的所有作品几乎都在表达同一个主题——被剥夺者的孤独与绝望，描写的是底层人群的生活图景，堪称罗马尼亚的“草根文学”。米勒告诉记者，“起初我并未打算写作，只是不堪越来越多的刁难，父亲又刚刚去世，我对自己身处何地，自己究竟是谁感到迷惘。我成了‘国家公敌’，工厂的同事对我避之唯恐不及，这一切让我陷入孤独无助的深渊。痛苦中我选择了写作，写我的家乡尼茨基村的故事，写那里的农民，他们世世代代生活了三百多年的地方。人们离开村子是因为世界大战，或者被流放。活下来的人，像被磁铁深深吸引一样，又回到村庄。”

　　在移民德国之前，作家生活在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独裁统治下，“每天早晨都被惊醒，也许到晚上又有人将永远地消失了”。米勒以虚构故事的形式将这段被当权者刻意掩埋的历史揭露出来，并用独特的语言文风为其增色，为这群被政权压迫、被生活抛弃、任自我堕落的“边缘人”争取话语权。她说：“若我们沉默不语，我们的心里会觉得不舒服；若我们说话，我们会变得可笑。”

　　挑战禁忌话题

　　奥斯卡·帕斯提奥是罗马尼亚德国少数族裔，曾在前苏联劳动营流放五年。赫塔·米勒曾与奥斯卡·帕斯提奥合作创作了《呼吸秋千》。赫塔·米勒说，“奥斯卡口述，我负责做笔记。我非常想了解一个人在当时状态下真实的内心活动，所以每个细节都不愿放过。奥斯卡还为我画了劳动营和焦化厂的草图。所有细枝末节都在他脑子里，足见他当时观察之细微，如果没有经过足够的思考，这些经历不会在记忆中留下太多痕迹。奥斯卡靠想象熬过了劳动营的日子。他的目光容纳了更多的东西，营地的生活因此更加难以忍受，但他终究做到了自我保全。奥斯卡的记忆宝库实在是一件幸事，我采访过的其他一些幸存者，完全不知道从何谈起。”

　　德国少数族裔被流放的这段历史为何在罗马尼亚成为一个禁忌话题？米勒就此表示，“这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说起。二战期间，罗马尼亚曾一度站在希特勒一边，战争即将结束时改变了立场。战后，这段历史被重新改写，只见苏联红军凯旋的旗帜飘扬，不光彩的那段史实却销声匿迹。尽管罗马尼亚军队也曾在斯大林格勒战场上浴血奋战，苏联还是提出由德国少数族裔代替罗马尼亚补偿其战争损失。这一话题容易让人联想起与希特勒的牵连，所以罗马尼亚人从不愿提起。甚至乌克兰人也不知道，在自己的国土上曾有这样的劳动营存在过。”

　　自赫塔·米勒获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以来，普通读者将她看作“贴有冷战标签的东欧作家”；各国媒体将米勒获奖归因于其作品的政治寓意。在针对米勒获奖的一片“政治”质疑中，国内各界发出了另一种声音。作家邱华栋说：“赫塔·米勒的获奖一度被认为是有着鲜明的、纪念冷战结束和柏林墙倒塌20周年的意义，可是，当我面对她的具体的文学文本的时候，我觉得，其政治意义降到了很低。她的作品，是为人生和人性而写作的文学。”

　　对话赫塔·米勒作品全集译者李贻琼：

　　“赫塔·米勒在中国内地，不会有她在德国的尴尬”

　　广州日报：翻译赫塔·米勒作品的缘起是什么？

　　李贻琼：上世纪90年代，德国歌德学院北京分院每年要举行一次德语翻译比赛。我1991年翻译比赛的原文，恰好选择了赫塔·米勒的两篇散文风格的短篇小说，这算是缘起吧。那是我第一次读到赫塔·米勒的文字，觉得文字看似简单，但是字字珠玑，深刻的思想潜藏在简单的文字背后，要准确翻译出原文的意境挺困难的。那篇作品我翻译成中文有4000多字，修改了多次才定稿。

　　那篇作品选自赫塔·米勒《赤脚的二月》文集中的短篇《小小的死亡乌托邦》。我的翻译作品发表在1992年第一期的《世界文学》上。2001年，《译林》又刊发了我翻译的《黑色的大轴》，这也是赫塔·米勒的短篇小说。因为有专职工作，翻译只是我的爱好，所以数年间，只在做赫塔·米勒文字的零星翻译。

　　广州日报：第一次翻译米勒就获得了一等奖，您觉得获奖的原因是什么？

　　李贻琼：翻译的过程从来都是痛苦和快乐交融共生的(笑)。尤其是翻译赫塔·米勒的作品，你要将她文字中那种压抑中潜藏的爆发性的力量通过中文转译过来，的确不容易。我记得，为了更好地传达原文的意境和情绪，我在翻译作品题目方面下了许多工夫，把《小小的死亡乌托邦》译为《地下的梦》。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很满意的。

　　获得诺贝尔奖前德国民众不太认识她

　　广州日报：您如何看赫塔·米勒的作品在德国的影响力？

　　李贻琼：坦白讲，就我的了解，在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她之前，普通德国民众对她没有认识，她的影响只在小范围的学术圈。她获奖后，德国民众知道了她，但还是不太愿意了解她。你知道，赫塔·米勒原是罗马尼亚人，虽然她使用德语写作，但一些人会说，米勒总是在写罗马尼亚那点事；而另一些人说，米勒在德国生活没几年，写不好德国。

　　我想，赫塔·米勒在中国内地，不会有她在德国的尴尬，这次，她的中文版全集这么及时地被译介出来，真希望中国读者能认真读她的作品。

　　广州日报：您如何评价她的文字？

　　李贻琼：就我个人的感受，我更推崇她的散文。真的有言不尽的意蕴。

　　其次，她的文字中蕴含力量，富含思想深度，要在静思中才能体会到其语言的深意。怎么说呢，这可能和她使用的施瓦本德语有关，语言造就了她独特的思考。不过，我不喜欢她的诗歌，缺少美感(呵呵)。可能是我个人太注重形式了。

　　读她的作品，最强烈的感受即是，她对文字的驾驭能力，这是一种天赋。她的想象力十分特别，且准确。用一句话概括的话，那就是：借诗意化的精致语言，表达深邃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