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大都市如何铸就文化传播力

　　编者按：近年来，以全球都市为中心的文化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它不仅改变着一些城市原有相对封闭的传统社会结构，极大地突破了容量有限的传统交流体系，也呼唤并催生着符合时代需要的新社会文化生态和新交流对话机制。在此背景下，一个大都市应具有怎样的文化传播能力，成为破题的关键。为此，本报记者在日前于上海交通大学召开的“2010第四届全球传播论坛·都市文化专场”上，与两位与会学者展开了讨论。

　　●主持人：本报记者 柳森

　　●嘉宾：刘士林(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副院长、教授)

　　曾军(上海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柳森：在探讨一个全球化时代的大都市应具有怎样的文化传播力之前，我们关注到，近年来，有一个概念经常被从事都市文化理论研究的学者提及，那就是 “文化城市”。这个提法本身，有何独到之处？

　　刘士林：“文化城市”从本质上看，是一种以文化资源为客观生产对象，以审美机能为主体劳动条件，以文化创意、艺术设计、景观创造等实践方式为中介与过程，以适合人的审美生存与全面发展的空间重建与社会进步为目标的城市理念与形态。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文化城市”理念的提出，突破了古代以“政治”为中心、现代以“经济”为中心的城市发展模式，既是一种全新的城市形态，也是一种全新的城市发展模式。

　　尤其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不断向纵深推进的当下，随着文化资源直接构成城市经济系统中重要的生产要素，文化生产力已成为城市社会实现良性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文化发展则成为城市和谐与全面发展的更高理想。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化城市”，将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获得现实的发展空间与核心竞争力。

　　柳森：那么，具体而言， “文化城市”的理念能给予我们怎样的启示呢？

　　刘士林：具体来说，20世纪以来，我们的城市已经历了政治城市、经济城市与文化城市(2005年以来，以“宜居指数”、“生态指数”、“幸福指数”等城市发展观的提出为标志)三种城市化模式。而随着中国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特别是城市文明建设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文化城市”将必然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更高目标与创新模式。

　　这不仅因为，与政治型城市化和经济型城市化相比，以文化艺术为核心功能的文化城市更能体现出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高度，是兼顾了传统与未来、最适合主体需求和城市本性的科学与全面发展模式。更在于，文化城市建设对中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与示范价值。

　　众所周知，中国一方面农业人口巨大、资源相对紧张，另一方面则是文化历史悠久与资源丰富。作为一种以提高发展质量与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城市化模式，文化城市构成了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方向与战略性新思路。当然，需要补充的是，建设文化城市并不排斥城市的政治与经济功能，而是以文化发展为主题，对城市的诸要素的科学配制与诸功能的进一步优化，并将最终推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柳森：探索 “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正是本届世博会的主题。而从长远来看，可否说，世博会的举办本身，正是一次对上海都市文化传播力的全面锻造？

　　曾军：事实上，世博对于中国元素、上海文化形象的锻造与传播，不仅仅限于上海世博园5.28平方公里的园区。可以说，从2006年开始广为传播的世博宣传片，就成为宣传展示上海世博的重要手段。此后，从上海世博的选址、规划，到中国馆及各省市馆的设计、推广，各种各样有关上海世博的主题活动，志愿者的行动，上海市民的参与等等，都参与了这整个形象与文化传播力的建构。

　　但是，建构本身也会提出更多值得深思的问题。比如，我们对诸种中国、上海文化元素的选择与诠释本身，还会受到哪些外部因素的影响。又如，能否实现设计者的编码与参与者的解码之间的无缝对接，从而免于对抗性解码。

　　柳森：说到对文化元素的编码与解码，恐怕的确不是一个将“能指”和“所指”直接对应起来就行的问题。在您看来，这背后的焦灼何在？

　　曾军：以往提到中国元素的选择，我们总会认为，一谈到中国，长江、长城、黄山、黄河这些形象肯定是比较稳妥的，选择其他的形象则可能会存在争议。但是这种元素式的思维方式，实际上是根据约定俗成和差异化的原则进行的。它将纷繁复杂的中国文化现象不断细化为最基本的元素，并视之为中国文化特性集中体现的代表。但后来发现，这里面存在的问题还是很多的。

　　首先，差异化的选择，实际上弱化了中国元素本身几千年发展出来的丰富的流变性。其次，这种差异的选择是建立在与他者进行区别的基础之上的，于是，较易造成一种以他者眼光对我们的中国元素进行选择和组合的状况。这样一来，如果我们仅仅把中国元素以本质主义的方式找出来，进行后现代式的混搭，再加上简单地以高科技手段来呈现，近年来其实我们慢慢地也感受到，原来这种组合方式并不中国。

　　所以，无论是在世博期间，还是在更长远的未来，文化元素如何选择与组合，如何体现文化本身特有的思维方式与品性，如何在文化形象的建构方面，处理好中国性与地方性之间的矛盾，这恐怕是世界上任何一个类似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都回避不了的课题。

　　柳森：在此期间，是否还有一个 “文化元素给谁看”的问题？

　　曾军：就以上海世博会为例，中国游客仍是理所当然的参观主体。这其实就给我们带来一个难题：如何在向世界说明好中国的同时，给我们中国国民本身以文化上的认同和民族凝聚力的加强。

　　一个文化，如何用非本土化的方法以至全球化的视野与审美取向来表达本土的文化，这在学理上引发的争议至今仍然非常大。这需要中外学者做持续的细究与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