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剧场：从先锋、商业到公益之路

　　阅读提示:-10月26日，孟京辉在其新剧《柔软》的签票仪式上，称该剧将实现6亿票房，孟京辉能否再次将我们带入一个神话？话剧将与电影相抗衡？

　　-2009年，北京最大规模的小剧场集群“繁星戏剧村”落成，它的理想是:以民间资本开拓戏剧产业化的道路。

　　-2008年，北京第一家民营小剧场蓬蒿剧场成立，创办人王翔坚持以非盈利性的状态运营着他的剧场。-小剧场戏剧从它发起时反商业、反传统，关涉形式探索和艺术精神的小众艺术，到今天走向大众、商业甚至公益，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小剧场背后的深刻内容。

　　1982年林兆华导演话剧《绝对信号》成为中国小剧场戏剧的开端，近30年后的今天，北京、上海可维持稳定演出的小剧场已有70座。小剧场在当下的繁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繁荣？它能否成为人们的主流文化消费方式？小剧场该占据什么样的文化地位？……本刊就此对先锋戏剧标志性人物孟京辉、廖一梅，繁星戏剧村经理兼导演樊星，蓬蒿剧场创办人王翔以及戏剧家林克欢、林荫宇等人进行了深入的采访，希望他们多维的视野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思考。

　　廖一梅:小剧场应始终占据艺术的至高点

　　在中国，先锋戏剧广为人知是从孟京辉《恋爱的犀牛》开始。十几年前中国话剧濒临无人问津的形势下，孟京辉和廖一梅扛起了先锋的大旗，试图以此唤醒中国话剧，而今他们确实改变了中国戏剧的格局。其中颇有意味的是，他们也同时引起了后来小剧场戏剧商业化的风潮。

　　对此，著名戏剧家林荫宇、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原院长林克欢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也不无遗憾地表示:今天我们很难看到纯粹的先锋戏剧了，包括林兆华、孟京辉的作品也已很难说它不存在商业因素，但是林兆华、孟京辉的作品是有质量的，所以我们仍将他们归为先锋一类。

　　作为孟京辉所有经典作品的编剧廖一梅，在被记者问起历经十几年先锋戏剧的创作后，现在对于先锋戏剧是何看法，廖一梅说:“先锋最初是一个概念、标签。事实上，先锋它是一种态度，是走在观众的前头。20年前我们觉得戏剧已经死了，它跟人没有关系，与现实没有互动。我们强烈需要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创作观来表达我们对戏剧的态度和审美。所以那时的先锋戏剧和大众所接受的主流戏剧是不一样的，这是先锋的由来，是为了救活话剧绕了个弯子而已。现在我们做了20多年，它如果不失败，必然的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观众接受它，影响新一代人的主流消费观。”

　　由此先锋从小众走向了大众，由反商业转入了商业。20年来孟京辉拥有一大批忠实的观众。廖一梅说“因为我们也一直忠实观众的内心，而不是迎合他们，先锋就是不迎合！这是我认为商业和先锋的本质不同。”

　　近年孟京辉开始致力于他们认为更具意义的工作——举办北京青年戏剧节，戏剧节迄今已是第三届，并开始朝着国际化迈进。“我们引进很多国外的戏，就是为了让同行有机会看到戏剧多元的姿态。这个过程我们自己掏钱，为什么？我们要培养青年导演和演员。一个行业里如果你狭隘地想一枝独秀，这是最愚蠢的做法。应有更多的后来者、同道人真正为话剧花费心血，戏剧毕竟不仅是个娱乐。”廖一梅庄重地说。

　　戏剧应该以一个多元的、开放的姿态迎接一切，廖一梅也相信观众之中一定存在对生活和艺术有着严肃态度的人。好的东西会慢慢沉淀下来，坏的被湮没，戏剧的发展需要一个量的积累，而后质必然会提高。

　　樊星:产业化才是小剧场发展的必经之路

　　紧邻西单商业圈，建起了一个以村命名的集群式小剧场——繁星戏剧村，命名为“村”是因为它不仅拥有5个小剧场，还有艺术展览、酒吧、书吧、餐厅等相关经营空间，同时容纳千名观众观看不同的话剧，可谓创小剧场演出场地之先河。繁星戏剧村在前期建设上投入3000万元，这笔巨资是几个对戏剧满怀梦想的人共同筹集的民间资本，他们有一个设想:小剧场最终能走向产业化。繁星戏剧村的总经理樊星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咱们国家可能现在还没有这么大的资金去支持这么多的非盈利组织，所以小剧场现在必须有自我完善，自我造血的功能，‘产业化’这三个字是目前解决此问题的最佳办法。”

　　小剧场产业化道路需要有一个成熟的市场环境，需要人们认可小剧场的文化地位和作用，问起国内现在是否具备这样的条件，樊星也做了一个客观的分析:“小剧场风起云涌的迹象标示着它很大的市场需求。观众也从院校师生为主体到现在向更大的范围辐射，说明它的社会综合影响力产生了。可这并不代表已经形成了一个成熟的市场，走入产业化还要经过一个漫长的道路，但是应该有人先做这样的尝试。”

　　涉及到如何具体操作这个宏大的产业化模式，樊星说:“繁星现在60%~70%的戏剧由自己出品，这样‘前店后厂’的经营模式在国有院团中并不稀奇，在民营院团中却是罕见的。事实证明这条路我们走对了:比如我们有原创的知识产权，这在以后将是一个持久的影响力；同时繁星以小剧场集群为核心，让音乐、舞蹈、国学等诸多文艺形式在这里对话、碰撞。”

　　戏剧村产业化运作不到一年，取得的成效如何，樊星表示比预想的困难大了些:“作为一个新剧场，我们预计一年实现收支平衡，现在似乎有难度。繁星成立10个月的时间演出600场，票房300多万，上座率40%，观众7万多人次。独立出品剧目11部，这是很可观的。另外我们也以赠票或低价的方式做了一些公益活动。”

　　王翔:小剧场最终应走向公益

　　蓬蒿剧场，取义李白的诗:“仰天长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剧场创办人王翔说，蓬蒿人，本是普通人的意思。在这里反其意，是希望普通人也能走进剧场，走向高贵。

　　王翔是国内非常出色的牙科医师，为什么要创办小剧场？“为了抗拒恐惧，抗拒贫乏。”一部话剧《哥本哈根》王翔看过35遍，他对戏剧的追求也许不是常人能理解的。

　　蓬蒿剧场是王翔自己出资120万元改造而成，王翔说:“我一分钱不想收回，也不可能收回。蓬蒿剧场对80%以上的演出剧目不收取任何场租，此后每年的成本支出需要50万元，票房收入只能有20-30万元。做10年自己要贴补300万元。这在北京是一套房子的钱，全北京有两套房子的人大概上百万，是否有人愿意把一套给四、五个人住的房子拿出来，让更多的人享受精神家园的休憩呢？”

　　为什么要自己掏腰包做小剧场，王翔告诉记者，“我考察过纽约百老汇、伦敦西区、法国巴黎等地方，它们如果有10个大剧场是盈利的，那么就要存在1000个非盈利性的小剧场，小剧场担负80%的戏剧产出。大剧场常年上演保留剧目如《妈妈咪呀》、《狮子王》等，它们的票房甚至是暴利的，政府也对其征收50%的高额税款；如果选择非盈利演出的小剧场，国家不光免税还予以支持，同时还有基金会的支持，另外1/3靠的就是从业者的热情，即不求回报的付出。”

　　王翔今年去香港考察，在香港也有一些公益的剧场，如香港演艺中心就无偿获得香港政府的地皮，再通过募捐善款盖起10层大楼，其中5层租给商户来养这个剧场；荣念曾的“进念20面体”是一个2000多平方米的工作室，香港政府一年收它一港元税。

　　内地也开始慢慢做起来，今年王翔承办了4个戏剧节，南锣鼓巷戏剧节、东城国际独角戏戏剧节等，政府给他一些资金，他有了整体的制作费。王翔还告诉记者，北京市委宣传部也成立了文化创意产业基金；文化局成立舞台创作扶持基金；东城区成立了戏剧促进委员会公益补贴基金和产业发展引导基金等，王翔希望争取到基金坚持他的公益事业。

　　蓬蒿剧场目前在中国是很难复制的，建立这样一个剧场，要有雄厚的实力，持之以恒的热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王翔说:“文明交流的大门打开后，在深层文化的创造力方面存在着一个自然规律:低劣的、物质的、娱乐性的东西一定先涌进来，深层次的、优秀的、有创造力的后进来。中国有很多资源，可是近年如花木兰、功夫熊猫等却被国外拿去创造巨额利润，这说明我们深层的创造力受到了损害。小剧场确实不盈利，但是它是自由的艺术产品的孵化机，是可以带动产业链的源头，也是提高人民心理幸福指数的资源。这就是我做小剧场的目的。”

　　所以在蓬蒿剧场上演剧目的唯一要求就是:它是有内涵的、有文学含量和心理含量的。是高贵的又是自然的、朴素的；是丰富的又是简约的、灵动的。

　　有批评者说，小剧场迎来了商业的春天，却走向先锋的末路。然而从话剧从业者、专家和观众这个话剧共同体开放的姿态、多元的接纳、精良的制作、对戏剧的热爱之情、公益之心和对生活艺术的严肃态度中，我们更应看到的是小剧场背后蕴含的深刻意义。

　　杨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