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专家谈战争：中国式“左勾拳”50年难超越

　　坛主小传 李际均，1934年5月出生，现任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会长，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主要著作：《论战略》、《军事战略思维》、《军事理论与战争实践》、《军事科研思考与学术对话》、《中国军事思想传统与防御战略》等。

　　核心提示

　　战争比和平成熟得早，货币交换或者雇佣制度最早都产生于军队。

　　战略思维是总揽全局的，带有认识论、方法论的一种思考。

　　战争计划是历史的一次性闪光灯，使用一次就展现一次战争的结局，留给历史的或是辉煌或是灾难。

　　每一种战略思维的背后都有一种哲学基础。

　　最好的商学院是西点军校

　　马克思说，战争比和平成熟得早，货币交换或者雇佣制度最早都产生于军队。很多现代企业的管理方法也都来自军队。美国就有人认为最优秀的商学院不是哈佛和斯坦福，而是西点军校。因为有数据显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点军校培养出3000多名董事长和副董事长，5000多名总裁。

　　19世纪的著名哲学家康德在墓志铭上就写道：重要的不是给予思想，而是给予思维。战略思维是总揽全局的，带有认识论、方法论的一种思考。我们总结历史上重大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最终都可以归结到战略思维的正确与否上。战争计划是历史的一次性闪光灯，使用一次就展现一次战争的结局，留给历史的或是辉煌或是灾难。也正由于除了实战经验之外无法进行验证，因而在长久的和平时期，更容易产生华而不实甚至是伪科学的东西。

　　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成立后，确立大国地位和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奠基之战。如果当年任凭美国灭亡朝鲜，就会使得美韩和我国隔江对峙，使我国陷于南北两线战略的不利境地。因为北面有美国、南面有蒋介石，还有在越南的法国侵略者。这样，如果是美国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那么美国在鸭绿江对岸策应一下，就会把我们的兵力一分为二，我们无法全力来对付，无法进行和平建设。没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越南战争也不会胜利。为什么呢？是因为朝鲜战争之后，美国认识到中国力量强大，而且周总理在越南战争的时候说过，中国要和平但不怕战争，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打起来没有界限”。这几句话非常厉害，所以美国人顾虑到中国的警告，在越南战争的时候就不敢越过17度线来进行攻击，这样使北越保留了战略后防和战略潜力，最后才能把美国打跑的。

　　战略思维的背后是哲学

　　每一种战略思维的背后都有一种哲学基础。戴高乐说，在亚历山大的行动里，我们能够发现亚里士多德，亚历山大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同样，我们在拿破仑的行动里，能够发现卢梭和狄德罗的哲学。

　　我们中国是最早产生军事辩证思维的国家，这集中体现在《孙子兵法》上。世界公认：当统帅的很少能提出军事理论、搞军事理论的都没当过统帅。克劳塞维茨始终是军中幕僚，在军校坐了12年冷板凳，留下一部《战争论》就去世了。克劳塞维茨算是没有当过统帅的军事理论家，所以他的《战争论》里有很多缺陷。利德尔·哈特不过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上尉，现在是西方最出名的军事理论家。军事统帅又很少有时间研究军事理论著作。拿破仑一辈子只留下了117条语录，没有更多的东西。

　　但是毛泽东不一样，他连续领导了20多年的战争，和中国的蒋介石，和日本、美国都打过仗。所以他能够把他的战争实践上升为理论，他还能把他的理论拿到战争实践中去检验，经过反复实践才形成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从掌握认识论、方法论来说，毛泽东始终是像《孙子兵法》所说，“胜兵先胜而后求战”。比如他确立的战争指挥的逻辑顺序是，“正确的作战行动来源于正确的作战部署，正确的作战部署来源于正确的作战决心，正确的作战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必要的侦察以及对各种侦察材料连贯起来的思索”。这样他就把一个逻辑的顺序解释清楚了，把一个前提而必要的条件，和各种侦察连贯起来进行思索。因为侦察材料是互相矛盾的，特别是很多情报部门所提供的侦察结论，往往是模棱两可的，没有规定性。指挥员就要把各种侦察材料连贯起来思索，去伪存真，然后作出判断。所以我们指挥作战第一条应该给出对敌情判断的结论，然后根据判断下决心，根据决心确立部署、根据部署指挥作战行动。

　　中国式“左勾拳”，50年也难超越

　　乔治·马歇尔说，“只要目标正确，连一个尉官也能制定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天皇御前会议决定要攻打珍珠港，对美国开战。日本联合舰队的司令官山本五十六是无法改变目标的，而力量上，他只有一个联合舰队。山本五十六爱赌博，在目标和力量发生矛盾的情况下，他就说赌一把，去偷袭珍珠港，但是他失败了。因为目标和力量相差太大了，技巧是无法解决的。大家可以设想，如果当时不是东条英机这么一个战争狂人来当日本首相，换成一个像俾斯麦这样的审慎人物，那就比较麻烦了。俾斯麦统一德国之后，宣布德国是一个懂得满足的国家，他主要的目标是建立欧洲平衡，不再打了。只有威廉二世这个狂人，他要征服世界，把俾斯麦撤掉，然后连续发动两次大战。结果德国不但丢失了已经占领的土地，自己还被别人挖掉一块。假设日本不是东条英机这样的狂人来领导战争，而换成俾斯麦这样的人，占领了中国的东北，成立“满洲国”，华北成立自治政府，南京建立汪精卫傀儡政权，他就不再打美国，那时候美国怎么办？美国还是支持日本侵略中国的，还向日本提供战略物资。100年来美国和中国共同打击日本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那4年时间，其他时间都是支持日本的，这个历史我们必须得看清楚。甚至于日本联合舰队发动珍珠港事变去进攻美国的时候，美国的商船还根据协定，向日本提供战略物资。要是这样的假设成立，中国的抗日战争可能会需要更长的时间。这是目标和力量关系的一个举例。

　　在朝鲜战争中，麦克阿瑟是善于越岛作战的，因为他没有大规模地面作战的经验，所以仁川登陆是他思维逻辑的必然之举。毛主席是指挥大规模兵团作战的，所以麦克阿瑟好比是下跳棋的高手，毛主席是下围棋的高手，下跳棋的敌不过下围棋的。麦克阿瑟的战略上、战术上都有错误。他是个登陆癖，在仁川登陆以后，他本应该直接向东挺进，把朝鲜人民军切断在南面，但他没有，仁川登陆以后他就向北拐，打下汉城就越过三八线向鸭绿江前进，犯了兵家大忌。而且仁川登陆以后他把他的主力，又安排重新上船绕过韩国再到元山，在东海岸进行第二次登陆，可是他走了17天，又排雷、又上船、又下船，到元山登陆的时候，韩国军队早已经占领了元山，多此一举。而且他在西线的沃克第8集团军和东线的阿尔蒙德第10军没有横向联系，中间有个空隙地带。所以他的指挥方法都是错误的。

　　我访问美国的时候，美国人说，你们知道海湾战争最精彩的一幕是什么？他说是“左勾拳”，就是第82空降军第7军从伊拉克边界向巴士拉的一挥，这个“左勾拳”行动很精彩。我说朝鲜战争我们有个从北往南打的“左勾拳”，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军从德川向君子里、三所里穿插行动。海湾战争的那个“左勾拳”每小时进攻速度才2.6—4.1公里，我们是每小时5公里，创造了步兵的极限。我们所创造的那个“左勾拳”的进攻速度你们50年后也没超过，这就是中国人民军队。有史以来步兵还从来没有那么荣耀、那么辉煌过。所以彭德怀说第38军就是那一仗打出名的。中国革命战争一贯是以主力打迂回的。

　　国家性格决定国家命运

　　传统深刻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战略制定者只能在它的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和教研中进行认识和实践创造活动。统帅的个人风格是文化底蕴的外在表现，像布什的“单边主义”是先发制人的战略、日本某些人坚持皇国思维，都源于他们固有的战略传统，就是对自己的历史自傲、文明自负、霸权情结、扩展惯性的宣扬。帝国主义统治世界两个世纪的惯性造成了自我中心的思维定式，妨碍他们重新思考和认识当今世界。面对中国的发展他们乱了章法地大叫中国威胁论，其实中国威胁他们什么了？美国军费占世界总军费的46%，他们在59个国家或者海外领地有驻兵权，有军事基地，美国特种部队每年在170个国家执行任务，还有资格说别国威胁吗？他们还说中国的经济总量不断增长从而威胁了世界，道光时代中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30%，是最大的，而鸦片战争还是让我们遭受了一连串的侵略，可见经济总量的增长不能说明我们威胁别人，这终究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和国家的政策。中国对自己文明的认识没有那种侵略的使命。中国文化传统中只讲“天人合一”，讲“以和为贵”是不全面的。中国最大的历史民族文化遗产是统一意识和国家认同。一个人的性格往往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一个国家的性格也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我比较欣赏先秦时代那种“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苦斗精神，“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的浩然气概，但后来被儒家文化中的消极成分给磨灭了，而儒家文化中的积极内容又被“文化大革命”磨掉了。所以我们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进行提纯、扬弃和继承、发展才行。

　　战略预见与超前布局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预见到日蒋合流想把我军限制在黄河以北加以歼灭的意图，他在“皖南事变”前一年就命令八路军主力一部分南下，建立苏北抗日根据地，把苏中根据地和山东根据地连成一片。因为他预见到抗日战争胜利，到时候我们要从苏北、山东调部队抢占东北，所以他说山东是转移的枢纽。可以说在抗战胜利4年前毛泽东就进行了这样的战略预置。所以我们才能够在东北和国民党进行争夺，东北最后成为解放全中国大陆的战略出发地。

　　朝鲜战争一爆发，人民军还在胜利南进，毛泽东就命令第四野战军从南方立刻北上东北，建立东北边防军，为志愿军出国赢得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如果美国打到鸭绿江边我们才调部队，那一切都晚了。同样，20世纪50年代中央在考虑经济技术条件有限的情况下，究竟是先发展飞机，还是先发展导弹？当时接受了钱学森的建议，先发展导弹，因为飞机需要耐久性的零件互换，对技术标准要求高，而导弹是一次性的，发出去就不管了。而且当时我们国防最需要的是导弹，而不是像飞机这样的运输工具。没有“两弹一星”，今天我们就没有这样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安全环境。

　　正义的力量

　　世界上有一种幻想不应该成为现实，有一种现实不应该成为幻想，就是核武器、核讹诈和核战争，但是这三样的始作俑者都是美国。所以苏联解体的时候，我和美国同行讨论说：“苏联解体你们高兴吧？”他说：“当然高兴了。”我说：“别高兴得太早。”他问：“为什么？”我说：“核扩散可要开始了。”

　　苏联那么多核武器和核材料、核专家，谁来控制？现在不就是吗？核武器向全世界扩散。何况美国搞双重标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核扩散是美国逼出来的。而且美国根据自己的利益，在国际法上不限制核战争，但是激光武器和地雷是违反国际法的，可以使用核武器却不可以使用地雷。先是限雷公约，到2008年就是禁雷公约了。所谓限雷就是限制地雷，地雷必须是装0.2克的金属，能够被探测出来；地雷必须到一定年限，有失效性，这叫《限雷公约》。到2008年以后是《禁雷公约》了，根本不准使用地雷。激光武器也不准使用，美国的理由是，激光致盲，容易把眼睛照瞎，给人造成痛苦。所以这个国际法、国际秩序是美国及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制定的，有很多不合理的因素。

　　没有正义的力量永远是暴虐的力量，没有力量的正义永远是软弱的正义。冷战后的事实再次证明了这个冷酷的结论，力量当然不仅仅是指物质力量，也指精神力量。在可预见的未来，我国的安全形势依然是很严峻的。以往的战争经验和结论是，只有胜战才可言战，只有备战、能战、敢战，才能达到不战之战或者战而胜之的目的。

　　(根据《中欧大讲坛·军事战略思维和科学决策》编辑，本文有删节，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