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时鉴：在历史的天空中翱翔，此生更复何求

　　黄时鉴：板凳可坐一生冷

　　翻看浙江大学历史系黄时鉴教授的履历，会发现他的兴趣点一直在不断变化。在北大历史系学习期间，他在中国近代史组；毕业后最初从事的是蒙古史、元史研究，并参与了《元史》的校点工作；1979年来到杭州大学后，又逐渐转向中西文化交流史；可是在主编了一部一百多万字的《解说插图中西关系史年表》、整理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和写了多篇文章之后，又扩展为东西交流史，后来又迷上了古地图，并且在年近70岁时出版了《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提升至世界前沿；同时，他还对图像资料发生兴趣，1999年出版了《十九世纪中国市井风情——三百六十行》，2008年又出版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中国图像》，从此书可知是他最早发现了维多利亚女王接见参加1851年伦敦世博会的中国人的珍贵图像。学术兴趣的不断转移，固然与其兴趣广泛有关，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也可看出他对史学的情长意深的追求，他对新资料的孜孜不倦的探索和识见，以及他在论述史事过程中不时透露的逻辑力量和思想火花。

　　北大五年

　　读书报：一般都认为，在1957年反右运动之前，知识分子还是比较受重视的，北大当时有很多名教授，当时他们上课有什么特点？

　　黄时鉴：我是1953年入学的，为了在北大试点改五年制，我们这一届的物理系和历史系延长了一年。1953年到1957年春夏之交，学习相当稳定，基本上没有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这在建国后的前十七年中是少有的。

　　当时北大教师们的严谨学风，对我们学生来说，首先是从他们对教学的态度上体认的。简单归纳，就是认真、扎实。当时各门课教学都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我们这届起，授课老师都重新编写讲义，油印后发给学生。中国古代史的讲义比课上讲授的内容丰富得多，里面有大量史料引文，老师又浓缩了在课堂上讲，总体上给我一种沉稳、从容、游刃有余的感觉。

　　我们是五年制的设计，从三年级开始专门化，三年级、四年级都要写学年论文，五年级要写毕业论文。毕业论文可以重新选题，而如果是一篇学年论文的发展延伸，就相当于可写两年。这样的写作训练安排，比现在的硕士只写毕业论文要好。班上的学年论文已有在《光明日报·史学》上发表的。

　　本届教基础课和专门化课的老师，在上世纪50年代当是第一流的。比如古代史的张政烺、汪籛、邓广铭和许大龄诸先生，世界史的胡钟达、齐思和、杨人楩和张芝联诸先生。讲近代史的是陈庆华先生，他当时还是讲师。陈先生当过陈寅恪的助手，英文很好。我后来听说连专治党史、革命史的人都会去找他这个“洋党史专家”，因为他掌握不少从英文著作中读得的不少具体史事。

　　读书报：您觉得对您后来治学影响最大的是哪位老师？

　　黄时鉴：应该是邵循正老师。他为我们近代史专门化的学生开了两门课，一门是“中国近代的对外关系”，另一门是“中国近代史史料学”。到了专门化课，他是不发讲义的，我当时记了详细的笔记。前一门课讲每个时期的重点问题。后一门课按重大事件讲述史料，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样一段一段讲下来，中文的、外文的值得注意的史料，一一给你点了出来。每次上课，他总是把一两大叠西文书放在讲台上，讲到哪本就给大家看看。听了这样的课去治中国近代史，就是“师父领进门”。我们现在要给研究生们讲授的课，恐怕还达不到这个程度。

　　邵先生的讲课使我深深感到，做研究必须掌握原始史料。后来我长期以来就形成了积累史料、寻找新史料的习惯。做什么课题，总是从原始资料开始，从新资料发现新课题。另一方面，就是注意到前人的研究成果以及目前的学术动向和各种信息。

　　读书报：您在后来的研究中，似乎不大运用俄语文献，您在北大是学俄语的吗？

　　黄时鉴：俄语学了三年，可是学得不好。当时俄语老师大多是现学现教的，因为一下子第一外语改为俄语，师资缺乏，原来的英语教师短期培训后就来教我们了。但是因缘巧合，我的英语水平在大学里倒有提高。我们近代史专门化组的同学要求从三年级起在原有基础上继续学英文，系里同意了，给我们开了两年专业英语课。第一年老师是英语专业的胡家胎教授，可能比英语专业低年级学生的老师还要好些。第二年更好了，老师是原燕京大学政治系主任陈芳芝教授。院系调整以后，她被安排到历史系当副教授，没有让她开历史课。让她给我们教英语，我们就沾光了。她以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为教材，说这是马恩两人自己定的稿，恩格斯的英文非常好。陈先生的教法让我们很累。每次要预习两到三页。一个一个点着，让我们轮流念一段，然后翻译一遍，从翻译里看出我们理解上的错误。接着是她讲，大体上分两部分，第一是从我们翻译里纠错发挥，第二是将这两三页中见读的特别的语法现象拉出来引申论述。也包括一些用词，逐个举英文作品里的相关例子来说明，一直引到《圣经》英译本。每次讲完课，这两三页都要背，下一堂课开始必定叫每个同学背上一段。一年下来，居然背完一本《共产党宣言》。当然，现在一句也记不住了，但是后来随便拿一篇英文文章，即便里面有生词，我还可以比较顺地读下来，大约就是这一年学习的效果吧。

　　读书报：在北大的五年学习中，有没有留下什么遗憾？

　　黄时鉴：现在回顾起来，还是有缺失。当时年纪轻，有很好的教授可以问学求教，却没有抓住机会去多求教益。班上有的同学自觉较早，他们会有目标地去找教授，得到一些具体的指导。我登门拜访教授一定是约了同学一齐去的，没有专门的问题或目的，只是漫谈而已。真可惜！

　　内蒙古二十一年

　　读书报：您在北大毕业后怎么分配到了内蒙古大学，当时没有想过直接考研究生吗？

　　黄时鉴：我是很想考研的，可是到1958年毕业时正值反右以后，那年研究生停招。一年级教世界古代史的是胡钟达先生，教时还是讲师，不久后升为副教授。1957年内蒙古大学开始招生，请他去做了系主任。内蒙古大学建校时的师资由一些重点大学支持调遣，而以北大为主，各系的主任基本上是由一位北大教授或副教授去担任。胡先生去，听说翦老伯赞先生同意了他提出的两个条件：一是选带两个助教去，二是接下去1958年毕业生分配时能够参与。毕业分配宣布后学生先填自己的志愿。反右之后，我的处境不好，不可能留在北京，本人也想到边疆去锻炼，志愿就那么填的。结果同班四人分配到内蒙古大学，我想一定是胡先生也要了我。内蒙古大学当时的学术氛围相对来说还不错，而且有一批北大人在一起，这是我以后能够坚持学业的一个基本条件。

　　读书报：1958年正是大跃进的时期，您到内蒙古大学后卷入这类活动了吗？

　　黄时鉴：大跃进时期，除了大炼钢铁之类的劳动外，我们文科就是集体编书。历史系师生主要就是停课参加编《内蒙古革命史》。复课后每一章由一位老师负责修改。最后是主编史筠带着两个年青老师修改、统稿，其中一个是我，另一个是蒙古族的敖腾毕力格。

　　编写《内蒙古革命史》结束后，1961年内蒙古大学成立蒙古史研究室。史筠作为副教务长兼主任，女真文专家金启孮(爱新觉罗氏)是副主任，我也转到这个研究室，“文革”开始共有十三四人。回想起来，这个研究室有三个特点：一是少数民族多；二是较上层的人士多；三是专门做研究，没有教学任务，这在当时是少有的。这是内蒙古大学的一个重点研究室。

　　读书报：在研究室不用上课，主要工作是什么？

　　黄时鉴：做研究。以蒙古史和内蒙古地区史为主线，分成蒙元、明代、清代、近现代，各人分工着重做一代的研究。为了掌握国外的研究成果和动态，编印了《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把国外的论文或专著中的章节翻译出来作为内部参考，也译过一些原始资料。1962-1965年间出了二十四期，文革期间中断，1975年恢复，到80年代中叶，又出了四十多期。大多译自日文和俄文，其余的译自英文、法文和德文。

　　读书报：在总体环境不好的情况下，你们是怎么让自己不荒废学业？

　　黄时鉴：完全不荒废是不可能的，其实荒废也是不少的。但是，一个人如果确实对自己的专业有浓厚的兴趣，那他一定不会放弃，会利用一切机会和空隙来多少维持或进行弥补。同时，在一些与专业相关的工作中都可以继续学习，并将之转化为自己学业的积累和修养。这里我可以举三个事例。

　　一个是上面已说到的《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我当时担任学术秘书，其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编这个资料，参与了文献的选择、译者的联系、译文的通读、清样的校对，以至分发付邮，一直做到1979年离开。参与这项编务，花了大量时间，但也大有收益。历史研究者要十分重视其从事领域的学术史，充分掌握以前的研究成果，这个基本点我是在这个实际工作中不断加深了体认。

　　第二个是编《内蒙古史纲》。1964年在主任史筠倡议下室里定下主要任务是编写《内蒙古史纲》。除他以外，有六人参加。工作开展不久，史筠生病住院，他让我代为主持。这就迫使我不仅要编写分给的章节，而且要通观全书，尤其是明代和清代，由本校毕业不久的同事执笔，我更不得不具体研读相关文献，并思考一些问题。这样我的注意力就上推到了明清。后来“文革”开始，编书中止。但在这样的工作基础上，1980年代初我在清代内蒙古史方面还发表了两篇论文。明代，读的文献也不少，日本学者编的《明实录史料汇编·蒙古篇》共十厚册，全都读完，做了几千张卡片；但还来不及写文章，只做了一份《明代蒙古可汗世系表》(稿)。《史纲》最后并没有编成，但通过这件工作，使我在以后研究时有了前后关照的能力。研究历史，视野要广，选题要专。视野要广是宽泛的说法，其内涵之一宜是在研究史事要做到前后关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读书报：第三件应该是参与《元史》的校点工作吧？

　　黄时鉴：是的。“文革”发生后，大家都停下来了。不过，1971年大学开始招工农兵学员，历史系一部分教师人要上课了。蒙古史研究室没有教学任务，就继续成天开会和写大批判文章，大家感到腻味，但也不能不去。

　　1972年，中华书局再次抓紧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元史》的点校由翁独健先生负责，他的想法是在标点的同时，要出校勘记。方法是先将《元史》和后来编纂的几种元史著作的相应文字，相互比对，找出异点和问题，然后尽量追索相应的原始资料，做出分析和判断，逐条写出校记。这个工作量相当大，翁先生一人显然难以完成。 周清澍与翁独健先生关系密切，他代表我们去北京见翁先生，表示蒙古史研究室全体人员愿意参与元史点校工作。翁先生欣然同意。当时点校二十四史是毛主席指示要做的事，掌权的工军宣队自然大力支持。

　　参加点校《元史》的工作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使我在实践中学到了正确地阅读和利用古籍和对史料进行溯源的方法。整理点校《元史》与平时读古籍是不一样的。每一个标点都马虎不得，每一条校记都需要斟酌。比如一串蒙古人、色目人的名字，要逐个点断是很不容易的，必须多下一番考证的功夫才行。又如传文的标点，按《元史》文字似乎可以下两三个逗号后结句，但对读此传所据的行状碑记，就只能将逗号改为句号，因为《元史》的文字是简写了的。此类基本功，对一个研究古代史的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人，应该至少做一次整理点校古籍的工作。

　　读书报：您在上世纪60年代发表的论文中已大量使用日本文献，当时怎样学的日语？

　　黄时鉴：这也是一段有意思的经历。在开始研究蒙古史以后不久，我已意识到日文的重要性。从20世纪初起，日本既拥有蒙元史以及明代蒙古史、清代蒙古史的专家，又对内蒙古地区做过大量实地调查，并且编印出来。我进入蒙古史研究室不久就拜曾在东京帝大留学的潘世宪先生为师，学习日文。当时书店里还买不到日语教科书，他找出一本1941年北平出版的日语版教科书，我每个星期去他家一次跟他学，半年学完。按照他的指点，主要为了阅读文献，学完语法后，就直接读日本人写的论著，在一段时间内，坚持每晚做半小时以上的笔译，较快掌握了常用的句型和词汇以及一批日文中所用汉字不同含义。这样坚持了两年以后，阅读能力明显加强。

　　读书报：您当时发表的第一篇论文现在印象还深吗？

　　黄时鉴：我最初做内蒙古近现代史的题目，这在蒙古史领域本身就是新的，过去很少人做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只要做得出来，就具有原创的意义。不像《蒙古秘史》之类，大家已做得很多，再要出新，难度太大。以个人署名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政策”和内蒙古反动封建上层的“自治”“独立运动”》，约有四万八千字，利用了大量日本文献。学了日文以后，我就跑到大连、沈阳，读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图书馆旧藏的日文书籍，当时大部分还在大连，一部分已转到辽宁图书馆。这篇文章我写得很专心。资料收集好了之后，反复进行构思，然后动笔。每天写到凌晨一点左右，七天完成初稿。现在我肯定不能写这么长的论文了，最多写两万字吧，那至少也得写两个月。

　　这篇论文发表后当时似乎没什么反应，改革开放以后不止一篇关于边疆史综述的文章比较重视此文。我离开内蒙三十年了，在边疆史研究方面留下此文，感到很大的欣慰。上面说的学习日文的经历我也记忆深切，在得到潘老去世的消息时我写了一副挽联：昔日大青山下从学扶桑百名亦谈人间坎坷あい呜哀/今夜西子湖畔随颂鱼山七声再望梵天澄清らり如来。

　　杭州大学-浙江大学

　　读书报：您1979年离开内蒙古大学，是因为学术兴趣转移了吗？

　　黄时鉴：年过四十岁以后，明显感到不适应呼和浩特那里的气候，到了冬天很难受，每年封冻期有五六个月。大约从1975年起，那里不让调离的限制开始松动，我稍晚一些也终于办成调动，从内蒙古大学到了杭州大学。

　　学术兴趣转移应当说是在到了杭州大学以后发生的。1980年代的教学和研究的领域仍是蒙元史，但从所写的论文可以看出，从1980年代中期起我已开始更多地注意元代的中外关系史。1985-86年间我第一次出国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访学，在那里用英文发表《波斯语在元代中国》一文，不久美国的《伊朗大百科全书》编委会就来约稿写有关条目。接着我撰写了《元代的对外政策与中外文化交流》和《阿剌吉与中国烧酒的起始》等文。同时我开始讲授古代中西关系史的课程，并主持编写《解说插图中西关系史年表》。这样，到1990年代初，我的学术兴趣就集中到了这个领域，元代本体史就顾不上了，继续做的只是涉及中外文化交流的方面。做学问会受到环境和条件的影响，而且最好身边有一个小群体可以互相切磋研讨。如果我当时去了南京大学，在韩儒林先生那里工作，就可能会继续主要做蒙元史。结果到了杭州大学，单做元史有一种孤独感。此外，澳大利亚之行，打开了自己的学术眼界，可能也是导致我兴趣转移的一个因素。

　　读书报：您转向中西关系史的研究，与之前的蒙元史研究有所关联吗？

　　黄时鉴：我想有两个内在的关联：一是蒙元时代的中西关系有大的发展，它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做了一些研究。后来我上伸下延，便开设了古代中西关系史的课程；二是元史研究的一些方法可以直接移用于古代中西关系史的研究，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语言学的比较研究方法，简单地说，也就是对不同语言文化交流过程中留存在文献中的一些特殊语词的审音和勘同，从中发现和认知一些史事的方法。有时候，用这种方法可以取得有趣的新的认知甚至较大的突破，具有科学的原创性。而由于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时空范围更广，这个方法就更有运用的机遇和效果。

　　读书报：您主编的《解说插图中西关系史年表》，是这个转向的第一个重要成果吗？

　　黄时鉴：我转向的时候是有计划的，可是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能按计划做完。在做这个《年表》以前，我已经写了若干篇论文。如果就著作而言，《年表》是第一个成果。我看到日本出过解说插图科技史年表，从中得到一个启发，就想编一部这样的中西关系史年表。我的设计是：分时期立章来编，每章有解说(条目)，这是点；有年表，这是线；有概述，这是面；再加上插图和最后五种附表，可以比较完整地呈现古代中西关系史的全貌。在这个基础上再采点撰写一批论文，最后有可能编一部新的中西关系史。主编这样一部《年表》，花了好几年功夫，到1994年才出版。

　　读书报：在这个转向过程中，您遇到了什么困难？

　　黄时鉴：在编《年表》的过程中我渐渐积累了不少问题，其中有的可能发展成为课题。但是，当年表问世时我年已六十。我在思考做什么研究课题时已经习惯于分析自己所临的主客观条件。转的时候，涉及大航海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其主要中介是传教士，我意识到不懂法文不行。大约就在1990年吧，我去跟研究生的法语班学习。可是当时工作很忙，学了一年就坚持不下去了。又因为毕竟年纪大了，学到的东西也就容易淡忘。这次的法语学习并不成功，这也使自己意识到，有的课题再好，但力所不及，不能勉为其难。只有做一些力能所及的事才是上策。

　　读书报：这是说的主观条件。那客观条件方面您这些年来有什么感觉？

　　黄时鉴：要说做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西方文献资料的利用还是不够理想的。但是客观条件已在不断改善中。多次出国访学导使我有新的文献或图像资料的发现和整理。国外图书馆的一些特藏，逐渐被做成缩微胶卷或胶片，现在也已比较容易读到。特别是杭州大学图书馆在1994年买下了荷兰IDC公司做的两种特藏的缩微胶片，一是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院图书馆所藏的迄于1850年西方出版的关于中国的书籍，另一套是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所藏的早期新教传教士的中文著作。有了这两大宗文献，做研究和带研究生就有了一个基本的客观条件。再说现在大学图书资料经费也已增多，能配合研究的需要来采购图书和电子数据库。此外，通过网络来搜集资料的途径非常宽广，其速度更是过去所不能想像的。当然，也仍有可以改进的地方。譬如，在香港和台湾的大学图书馆，通过馆际申请，向本地区和外国的图书馆取得图书的某些部分和论文的复印件，这类服务都做得简捷到位，而且费用由图书馆支付，这种做法非常有利于研究进展，值得借鉴。

　　读书报：最近这些年，您出版了《十九世纪中国市井风情——三百六十行》、《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维多利亚时代的中国图像》等图像方面的著作，是因为对图像史感兴趣了吗？

　　黄时鉴：图像应该说是历史资料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日益得到学界的关注，在历史研究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图像首先给人以直接的视觉印象，使史事呈现具体而生动的面貌。第二，图像给研究者一个特殊的视角来观察历史。第三，它可以弥补文献记载的缺失。

　　广义的图像概念也可以包含地图，但在历史资料的分类方面地图是相对独立的。地图史的研究可以认作史学的一个分支，但制图学又是属于地理学的。所以《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是一种学科交叉的研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图像研究。而我和龚缨晏合作做此项研究时，更侧重于中西文化交流的视角，这就属于地图文化交流史的范畴了。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领域，我编印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十九世纪中国市井风情——三百六十行》和《维多利亚时代的中国图像》，这三本书都是资料的搜集整理。前一本是文献，后两本是图像。每本书前面都有导言，意在将这些资料放在合宜的位置，供读者在使用和做进一步探索时作参考。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图像资料非常丰富，我只编了两本，希望这样的图像资料会引起更为深广的学术性的关注。

　　读书报：您做历史研究时间相当长了，如果用一个词来表述您为什么能如此持之以恒，您会说是什么？

　　黄时鉴：我想是“兴趣”吧，是兴趣。我从小兴趣较广，但在进入史学之门后，我就被它的无穷魅力吸引住了。研究中不断引发出兴趣，兴趣又不断推动我做新的研究。跟着兴趣走，也有缺点和损失，但走得比较自在，乐在其中。现在已至老境，虽然一再提醒自己要收，可是只要继续从事研究，总会不断发现新的东西，收中又难免有放。就这样吧！

　　读书报：最后想问一下，您近期在做什么，会有什么新作问世？

　　黄时鉴：去年(2009年)秋我应邀赴台湾清华大学担任客座一个学期，今年1 月底才回来。该校的人文社会研究中心有一个“亚洲季风”计划，我在那里承担一个课题“巴尔布达《中国新图》研究”，现在继续在做。

　　2008年是我在大学从教五十周年，年终我盘算自己的论文，包括几篇译文，在去年春天编成三卷文集，目前正在排版，可能年底可以付印。当然这不是新作，而是旧作的一个回顾和汇总。我为文集写了总序，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在《我和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一文中我曾经说过：‘就自己的生活而言，我感到人生把握不易。就自己的学业而言，我进入史学专业可以说是偶然的。’一周前，我已到了七十五足岁。现在我想补充说：史学与我不期而遇，然后相伴终生。史学真是一个好专业，而且对我们这一代学人来说更是好专业。它要求治学者有长期的积累，板凳可坐一生冷。即使间或中辍，而若持之以恒，仍有可期。相当一些专业似乎难有这样的活度。它又可以容纳资质不等的学人，让他们在这里发现自己的才能，在辛勤劳作之后收获相应的成果，其容度是十分宽广的。在历史的天空中翱翔，此生更复何求？”

　　记者 黄晓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