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份“文化名人出场费”报价单在网上浮出水面,而据记者考证,其可信度颇高。围绕着这张报价单的议论也随之而来,大部分人认为名人“太富”,并对此嗤之以鼻。不过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份报价单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相比娱乐明星,文化名人并不是“太富”,而是“太穷”,这也折射出当今“全民娱乐”时代的某种价值取向。
本报记者 郦亮
“太富”说
演讲一小时五六万
这份“文化名人出场费”报价单之所以引起轩然大波,是因为人们觉得文化名人的钱来得太容易。比如易中天,他的出场费在11万到13万左右(有人指出并不止这个数,一般商业活动可达几十万),他演讲两个小时就可以拿到这笔钱,平均一个小时拿6万元,这相当于许多老师一年的收入。又比如,记者出身的体育评论员李承鹏,出场一次可拿3万至4万,这相当于很多吃苦耐劳的记者五六个月的收入。
在这份榜单里,身价高的,如易中天、郎咸平,出场费为两位数;少的如刘仪伟、陆琪,出场费也在3万以上。一时间,文化名人们因为他们的富有,而陷入一种酸溜溜的议论之中。
不过,理性的声音也随之而来。这几天网上最热的一个话题的是“文化名人是否就应该两袖清风”。有人指出,在商品经济的时代,文化名人因为输出了文化商品而获得报酬无可厚非。而且他们也是靠自己的实力,达到现在此番身价的。
本报记者注意到,在登陆“百家讲坛”之前,易中天同样会获邀参加一些活动,但劳务费可能也就几百几千元,正是因为他把握了“百家讲坛”这个机会,向全国人民展示了自己的讲课才能,才有今天的“太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文化名人的“太富”,自有其合理性。
“太穷”说
只拿娱乐明星零头
就在易中天的“太富”被广泛议论的同时,另一则消息是,王菲在演唱会上同样只唱了两个多小时,但整场演唱会的收入就高达2000万人民币(王菲个人收入有望突破千万)。当然,如果周杰伦出一次场几十分钟,他就能拿到一百多万。照这样比较,同样是靠露脸吃饭,易中天的11万多的出场费只有王菲和周杰伦的一个零头,其他的文化名人更是零头的零头。如此说来,中国文化名人不是“太富”,而是“太穷”。
本报记者试图作一次中国和西方的对比。美国去年最富有的娱乐明星是脱口秀明星奥普拉·温弗瑞,她一年赚了3.15亿美元,而去年美国赚得最多的作家是惊悚作家詹姆斯·帕特森,他一年收入7000万美元。温弗瑞是帕特森的4倍多。而去年郑渊洁以2000万人民币收入成为中国收入最高的作家,可去年像成龙这样的娱乐明星,收入都在2亿元人民币以上,郑渊洁只有成龙的十分之一。
和西方相比,中国文化和娱乐明星贫富之差不可谓不大。分析人士指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中国目前处于某种意义上的“全民娱乐”的时代,“娱乐至上”的理念使得大量娱乐明星受到追捧,文化名人的境遇虽大为改善,但其被重视的程度,仍然在较低水准上徘徊。一些商业活动,虽也想到邀请一些文化名人出场,但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摆设”的定位。
分析人士认为,随着这个国家对文化的重视程度逐年增加,文化名人“太富”又“太穷”的局面会随之改变,他们的身价会大幅提高,而对此酸溜溜说话的人也会大幅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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