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冠中的香港：启蒙期逛文艺书屋看新浪潮电影

　　陈冠中的香港 曾经的精彩与平淡

　　陈冠中 1952年生于上海，香港长大，现居北京。就读香港大学和美国波士顿大学，修社会学、政治学和传播学。1976年创办《号外》。监制及策划多部香港电影，包括《等待黎明》、《花街时代》、《杀手蝴蝶梦》等，著有《我这一代香港人》、《事后：H埠本土文化志》、《香港三部曲》等。

　　香港文化人陈冠中已经住在北京十年有余，最近，他的小说《香港三部曲》第一部《什么都没有发生》推出简体字本，重新编辑过的《我这一代香港人》也即将出版。在陈冠中描写的商业社会里，游戏规则清晰，人们各自来去，孤独、生死、爱恋好像都不那么重要。这一代香港人空前但未必绝后，他们的价值观如何形成，或许能从陈冠中的叙述中寻得端倪。从他的书写中，我们是否能读出这一代香港人的精神气质和归属。

　　青春期 在尖沙咀品味老香港

　　我这一代香港人，也许是赶上了最好的时代。因为相对于内地而言，我们生活得顺风顺水，什么都没有发生。

　　1952年我生在上海，家里人是小商人，1949年的时候没有走，经过“三反五反”，资产阶级被整顿，爸爸就先跑到香港，然后申请全家人出去。那是1956年，我四岁，人生第一个记忆就是妈妈带着我和姐姐，在广州车站露天过夜。

　　到了香港，我家四口人住在一个小房间里，大约七八平方米，在尖沙咀。如果你看过张曼玉演的《花样年华》，就知道那种五六层楼的连排屋，有一个长长的走道，前面的房间大，后面的房间越来越小，我们住在中间。那个年代香港很多人是像我家这样从内地过来的，还算对贫穷和节俭的生活有点记忆。

　　尖沙咀的连排屋，是我在香港的第一个家。在那里住了五年，我读完幼稚园，进入小学，爸爸也开始在香港站住脚，1961年终于买了房子，我们就搬了，仍然在尖沙咀。到现在我都住在尖沙咀的老区里，感觉从小到大，这里都没有什么差别——我指的是老香港的味道。如果说高楼大厦，当然现在起来很多，所有的老店也都换了招牌，房子几乎百分之百拆过改建，但我还住在1961年买的那个房子里。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比起广州和内地其他城市，显得繁华太多。我这代香港人的青春期，是从1964年开始，到1973年结束。1964年的标志事件，就是甲壳虫乐队来香港演出。

　　当时香港有三种文化：国语文化、粤语文化、西洋文化。对于年轻人，三种文化都能接受到，但我们觉得最时尚的是西洋文化。之前其实已经有猫王这样的偶像影响到香港，但是1963年甲壳虫乐队成立，震撼了世界。英国的这支乐队在1964年到美国演出，美国人都疯了；跟着来香港，香港人也疯了。他们拍了个电影叫做《一夜狂欢》，我姐姐去电影院看了整整十遍。我们男孩子都开始留长一点的头发，穿牛仔裤，但父母非常反感。那时候香港还没有牛仔裤，我们到处去找，一些做成衣出口的工厂才有出口剩余的裤子。还有就是拼命练习弹吉他，香港的一大批乐队这时候纷纷起来。这是标志我们成长的时间节点，嬉皮文化彻底改变了这代年轻人的思想。我们注重现世享乐，跟父辈完全不一样了，两代人从此没办法沟通。

　　青春期的尾巴就是1973年的“股灾”。香港股市从1971年开始狂涨，全民炒股，恒生指数从100多点涨到1700多点。大家学会了投机赚钱的思想，原来不用做事就可以赚到这么多。可是1973年，股市又从1700多点掉回100多点，这个学习过程就完了，很多人跳楼死掉，我们则正式进入社会。

　　《什么都没有发生》的主人公名字叫张得志，我整本书就在写他的价值观：做专业的事，赚钱，享受美食、红酒、女人，一切钱能买到的最好的东西。“我们是国际资本的港籍雇佣兵。为谁？无所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只爱自己。”

　　启蒙期 逛文艺书屋看新浪潮电影

　　我在香港的生活地图中，形态各异的书店是重要站点。上学的时候最常去的，算得上我的启蒙书店，是开在尖沙咀一座大厦五楼的文艺书屋。

　　其实香港一直都有很多街头的小书店，因为租金高昂，租不起底层的商铺，所以通常都开在高层单位里面。但是我自己对于书店比较注意，可能要到念大学第一年的时候。大概是在某份报纸上看到，就摸到了文艺书屋。感觉不算早也不算晚，踏进了对的地方。那里都是盗版台湾的书，这太重要了，因为当时的台湾才是中国文化最有创意的地方，很多好作家都在台北。在文艺书屋里，我看到林语堂、梁实秋的作品，张爱玲的东西也在重印，还有白先勇、李敖、柏杨、余光中、殷海光这些不一样的书。台湾的书是最有意思的，我认为如果当时不是在很短的一年时间里，我频繁造访文艺书屋，可能在我的知识结构里会丢掉很大一块。那样的话，我会比较像正常的香港年轻人。

　　和我同龄的这一代，所谓“正常”的香港年轻人，崇尚西洋文化，也在学校里学传统的中国文化，背唐诗宋词，因为要考试的。可是这种教育没有现代，历史书讲到清末就没有了，不再讲下去，我们不知道现代都发生了什么。台湾这个窗口就显得很重要，打开了我对现当代中国的眼界。台湾文化的趣味，是民国的趣味，如果没有这一块，我们都会从传统中国直接跳到西洋去。

　　那时候也不光依赖文艺书屋，我还自己找东西来看。从《中国学生周报》上面知道，电影很重要，而且不应当只看市面上的好莱坞电影，欧洲电影也很重要。当时香港的电影院已经非常多，而且香港有影会，就是电影爱好者们业余组成的俱乐部，最重要的一个是“第一影视”。影会这种形式最早是在香港的外国人发起的，专门放电影院里不放的片子，租用会所的场地，也对观众收门票。所有当时最重要的艺术片，几乎都可以同步在“第一影视”看到，那是在60年代初，在电影方面我们已经和欧洲同步了。大家觉得特别时尚，去影会看电影显得比较有文化，所以自认是文艺青年的都要去看艺术片。

　　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是法国文化中心，专放法国电影，我在那里看到了很多新浪潮作品。现在北京也有了法国文化中心，不过都是放DVD了，很方便，不像当年胶片时代，要申请拿拷贝才能放电影，所以需要一个组织去做这些事。

　　年轻时的读书和观影经历培养了我的兴趣。那时候大家认为最好的工作是做医生，然后是政府公务员，再后面是进企业做事。律师还不像现在这样吃香，香港大学在70年代刚成立法律学院，头两年只能招到最差的学生，因为大家对这个职业不太理解。结果香港经济在70年代突然转型，金融资本落地生根，所有公司一夜之间都要找律师、会计师。可当时我完全想不到自己要去做什么，就去念了新闻学位，想拖延时间，另外也觉得做新闻好像什么领域都能看到，应该有趣。

　　在香港大学和美国波士顿大学念完新闻，我进了香港的一家英文报纸做了9个月记者，所有报道都做遍。有时候去法庭，有时候去火灾现场，有时候去政府。每天很早起来，听我们老总的指令，把中文报纸的重要新闻翻译成英文，然后去采访，非常累。9个月够了，什么都学到了，我开始想办自己的杂志，于是有了《号外》。

　　办刊物 主流之外生存的《号外》

　　《号外》在80年代比较成功，其实香港的70年代才是真正的百家争鸣，非常多的小刊物，有些做一两期就没有了，也有的能做几十年。

　　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香港有很多小报，知识青年们创立，不公开发行。有名的除了刚才提到的《中国学生周报》，还有《年青人周报》，后来还有一份激进青年办的《70年代》双周刊。大学预科那年我开始看《明报月刊》，一期不缺，感觉摸到了中文知识分子的真正趣味所在。像我这样的文艺青年们都惟《明报月刊》马首是瞻，以至我大学毕业后两年，用中文写的第一篇上万字的长文，就是投给《明报月刊》而不是自己办出来的《号外》。

　　1974年我去美国，看到当地嬉皮文化最后一波地下报纸，比如波士顿的《The Boston Phoenix》、《The Real Paper》，纽约的《村声》。这些报纸的特性就是依照同代人的趣味来定位，一面谈论世界大事、政府丑闻，一面谈论文学、电影、音乐。凡是这代人喜欢什么，里面就有什么，我回到香港以后就想做这样一种综合性的刊物。但还是从香港的报纸传统起步，最初的五期是报纸，开本差不多就是现在《新京报》这样大小，中文名字叫《号外》，英文名字是《The Tabloid》，意为“小报”。出到第六期，改成16开的月刊，英文名也改为《City》。

　　我找了三四个朋友一起办《号外》，第一期印了一万份，发行出去一两千份，因为发行商看我们寒酸，不愿发行。最后卖掉两三百份，剩下的我用手推车送去湾仔横街后巷的废纸回收站。本来双周报，改成月刊，也是因为在报摊放太久，报纸都烂掉了，杂志会好一些。

　　我们叫《号外》，就是想做香港主流媒体之外的东西，后来发现很难。开始是我自己出钱做，后来招股，朋友们陆续加进来，招到20多个股东。我们一直亏本6年，之后慢慢收支打平，应该是运气好，很多人愿意免费帮忙来做这本杂志。我自己从1976年到1980年做出版人，没有拿过薪水，这样熬过来。

　　现在看内地的局面也比较丰富了，但是办杂志的成本已经太高，每天就是烧钱，连《SOHO小报》最近也停刊了。实际上我觉得，今天内地的媒体，已经比香港做得更好，像南方报业旗下很多报刊的深度调查，还有《财经》这样的杂志，更是远远超过香港同类媒体。要知道香港财经刊物都是很烂的，他们怕得罪企业，基本都是一边倒的公关文章，深入的报道没人做。

　　我做杂志一直没收入，到1981年扛不住。当时有小孩了，我只好去做编剧赚点钱，就这样进入电影圈，正赶上香港电影的所谓“黄金十年”。一批留学外国学电影的人，像徐克他们，70年代末回到香港，还有一批是TVB训练班出来的人，比如谭家明等人，从电视转战电影，这样两批人就汇集出了新的风格。一些新导演看到我写的文章挺有意思，就叫我去写剧本。80年代香港文化有种整体要转型的趋势，老板们宁愿试一些新人，都不要老人们做下去。我进入电影圈一看，40岁以上都不要了，全是我这样二三十岁的人。机会汹涌而来，大家都成功了。

　　“婴儿潮” 好运气的一代香港人

　　我最近的《什么都没有发生》和《我这一代香港人》，描写的是香港所谓“婴儿潮”的一代，今天香港的主导力量，就是生于1949年到1960年的这一代人。

　　这代人运气特别好，在安定的社会长大，没有吃过太多苦，通过教育改变自己的生活。小时候可能住在贫民区，拿到扶助金进大学，毕业正赶上70年代香港经济膨胀，马上能找到很好的工作。我记得港大1973年毕业的社会科学院的同学，一下子被美资银行请去30几个人，我们都傻了。以前哪有外资企业请这么多人？因为70年代初外企拼命在香港设立总部，请好多刚毕业的新人进去训练，后来做到港府财政司司长的梁锦松就是这批人里的一个。他的很多同学也都运气很好，30岁左右就纷纷做到外企的副总裁位置。

　　即便遇到1973年“股灾”，外企仍然蜂拥进入香港，合力造就繁荣。这也让我们这代人接受了西方现代商业理念。大家整天想的就是怎样投入较少而回报较多，而且只要眼前回报多了就好，将来的事先不管。我们父辈不见得有这种心态。

　　如果说这代人的经历中发生过什么，1967年的街头运动应该是有影响到我们，尤其是外省移民。第一拨移民的感觉好像是逃工来香港，差不多要稳定下来了，谁想到爆发运动。那年房价跌得厉害，街头有骚动，有些胆大的，并且也决心留下来的人就去买房子，后来赚到很多。所以1967年是香港财富转移很厉害的一年，很多本地商人，包括李嘉诚他们，就是在1967年崛起。他们对香港有信心，不怕。港英政府经历1967年事件之后也开始改变，做了很多善政来安抚民心，包括提供公共房屋、设立廉政公署等等。如果没有1967年的冲突，也许还不会这么快改变。

　　我那时候读中学三年级，看到街上有冲突，有对阵，有示威，当然有点害怕。我们的父辈是有种“过客”的心理，本来只打算在香港暂留而已。可是我们这代人开始觉得，香港是我们自己的地方，是我们的家，一生要在香港终老。所以我一直都说，我其实挺理解2008年中国青年表现出的那种对自己国家的自豪感，跟我们那代人对香港的自豪相似，就是要经历一些事件才会激发出来。香港那时候也还有很多毛病，但是如果人家批评香港，我们会跟他翻脸，因为我们觉得香港好，大家都能分一杯羹。

　　但是我们这代人的公共意识也没有那么强，大部分人还是沉默的。70年代也是香港学生运动最强的时候，最大的那次游行我去了，可是只见到一两个同宿舍的同学，大部分学生都没有参与。后来很多人说，那是个火红的年代，实际上它的影响，并没有现在回顾历史时候说的那么大。

　　居北京 看香港之外的中国

　　1992年我来到北京，想多看看香港之外的中国，北京是最好的看台，这里混杂太多不同的人，太强大的气场，香港和台北都找不到这种经验。

　　《什么都没有发生》的结尾，我让张得志在街头中枪死掉，他的人生终究还是不能圆满。这代香港人的故事，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算是一个节点。1997年也有金融风暴袭来，经历过1973年的香港人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我们每次最多低迷几个月就会回来。经济总有调整，调整完毕就会更快更强地上升——这是香港人的思维惯性，没想到1997年这次风暴，深深打击了香港人的自信，一直到2004年左右才恢复过来。当时大家觉得，可能真的不行了，这一代人的好运气到头了。

　　出于对1997年的担心，80年代很多中产阶级香港人移居海外，但年轻人已经有了归属感。即便走掉的人其实也挺怀念香港，很多人把老婆小孩搬出去，自己再回到香港做事。不能没有归属感，没有地方可去啊，香港是唯一的家。如果是60年代出去留学的人，可能会千方百计留在美国，但是我70年代出去，留学才一年零三个月，都很想回香港。年轻人有改变社会的雄心壮志，在国外读了一点书，觉得有点想法的时候，就特别想回去改变香港。

　　我想一定要住在北京，就花很大力气，把放在香港、台湾和美国的书都搬过来，不准备再回去了。香港曾经很精彩，现在已经没什么故事再发生，而北京的大戏才刚刚开演。2000年我开始定居北京。

　　记得看过一个调查，让大家列出最崇拜的十个人，在北京做这样的调查，可能十个人会有各行各业。如果在香港，我想结果九个会是大商人，剩下一个是明星。起码从我们这一代香港人开始，偶像要么是做生意的，要么是演艺界的，不可能有其他的文化影响这代香港人。

　　所以张得志没有别的出路。他自己也没想过做别的事，就是寄生在资本里面，按照游戏规则出牌，但随时可以破例。他学到一些看报表、写计划书的技术，可以活在任何一个世界，全看机会选择。只是靠自己，没有回家的方向，“我又有何损失？”

　　这就是一代香港人的生存哲学。如果把香港的故事拍成电影，我们一定是平淡的最终章。

　　采写/本报记者 武云溥　摄影/本报记者 孙纯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