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强写《红日》两鬓生白发 体重下降16公斤

石湾

　　吴强写《红日》，体重由74公斤降至58公斤

　　吴强是解放战争的亲历者。他原名汪大同，江苏涟水人，生于1910年，1933年在上海参加左翼作家联盟，1938年投笔从戎，参加新四军，次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新四军政治部宣教部干事、科长，苏中第二分区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吴强一面用手中的枪对敌英勇作战，同时用手中的笔反映部队和根据地的火热生活，写了独幕剧十多部，创作了不少中短篇小说。解放战争期间，他作为苏中军区政治部副部长、华东野战军六纵宣教部部长，亲历了第二次涟水战役与莱芜、孟良崮、淮海、渡江等著名战役。1947年5月17日，即孟良崮战役胜利结束的第二天上午，吴强在驻地的村口，亲眼目睹了张灵甫这位梦想“立马沂蒙第一峰”的“常胜将军”，躺在一块门板上被解放军战士从山上抬下来的情景。由此，他萌生了一个念头：要把从涟水战役到张灵甫死于孟良崮这个 “情节和人物都很贯串的故事”，组织起来写一部长篇小说。

　　然而，部队每天都在行军打仗，根本静不下心来写作。新中国成立后，吴强于1952年转业到地方，经过长期的艺术构思，他终于带着8万字的《红日》故事梗概和一大皮箱资料，躲进南京军区招待所一间僻静的房间，开始构筑这项浩大的工程。

　　他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抽两三包烟，不完成6000字的任务不上床，直抽得口舌发麻，吃饭味同嚼蜡，胸口隐隐作痛。虽说住在招待所，却常常错过开饭时间，—天吃一顿饭是常有的事。

　　废寝忘食地写作，对他的身体造成了严重的摧残。他两鬓生了许多白发，满脸皱纹，憔悴不堪。有一次晚饭后上街散步，竟撞在一棵树上，还向那棵树连声致歉，引得行人驻足哄笑，以为他神经错乱了。初稿完成的当天，他感到身上再也没有一丝力气，只得住进医院输液。半个月之后，身体稍稍复原，他又提着皮箱来到了杭州的一个部队招待所写第二稿，整整持续四个月，才算画上了句号。而此时，他的体重已由74公斤下降至58公斤，几近虚脱。

　　《红日》送稿，两次杳无音讯，一次大受好评

　　吴强先是将稿寄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负责人，等了很长时间，杳无音讯，不得已亲自赴京，跑到出版社把稿子要了回来，直接送到总政文化部“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交给了出版编审处处长，又等了半年，仍无人与他联系。无奈之下，他只得向老战友沈君默求助，设法与中国青年出版社接洽。

　　沈君默是《渡江侦察记》的作者。 《渡江侦察记》的电影文学剧本就是由中青社出版的，深受读者喜爱。 1957年5月，沈君默找到中青社文学编辑室主任江晓天家，讲述了吴强书稿的遭遇。沈君默说：“我把稿子拿来给你，你们看得快，作者已经委托我代办。 ”第二天，他就抱着一大包稿子跑到江晓天家来。

　　当时，江晓天正在中央党校学习，他抽出一天半的时间将40万字的稿子浏览了一遍。他原本也是新四军的，虽未亲历《红日》中所写的三次战役，但这三次战役的胜利和挫折，都曾牵动过他的心。他越读越受感染，心里充满愉悦和兴奋之情。最令他感佩的是，吴强笔下的人物形象各具个性特色，鲜明生动。尤其是对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如74师师长张灵甫的形象刻画，不是简单化的漫画式勾勒，而是敢于挖掘他的内心世界。此外，小说还用相当篇幅写了我军高级干部的爱情。自建国初期错误地批判了碧野的长篇小说《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之后，军事题材作品几乎再也看不到爱情描写了。由此，江晓天感到《红日》是一部有重大突破的军事题材作品，看完稿子的当天晚上，他就把它作为向建军30周年献礼的重点书稿交给了编辑室副主任陶国鉴。

　　第一次印刷四万五千多册，第二次印刷一万六千册

　　一个月后，陶国鉴向江晓天汇报，稿子已发排了，不过，石东根这个人物是否需要作一些删改？江晓天知道，他指的是吐丝口战斗中，我军一个连活捉千余名俘虏，连长石东根在欢庆会餐时酒喝多了，穿上缴获的将官服、大皮靴，挎上指挥刀，骑上大马到野外奔驰的情节。江晓天想了想回答：“石东根那样是有点出洋相，不过军长已批评了他，事后他也感到后悔。再说，生活中人物的个性是多种多样的，这样描写更能表现生活的多彩，也显得很真实。 ”

　　距离“八一”建军节只有一个多月了，为了争取时间，陶国鉴与校对、美术设计等业务部门紧急协商，制订了一个日程表，并把中青社为《红日》的出版大开绿灯的情况写信告诉了吴强。吴强高兴地回信说：“你们对这部东西，采取热情的态度，紧急的步骤，我很满意，大样来不及，我就不看了。”此后，吴强又连续来了六封信，每封信都提出一二处小的改动。陶国鉴以文学编辑室的名义立即回信告诉他：“历次修改的地方，均已一一照改，此点望您释念。 ”

　　他同时在信中告诉吴强，“《红日》第一次印刷四万五千多册，第二次印刷一万六千册，两次印刷相距甚近。 ”

　　《红日》终于以惊人的速度在7月20日提前出版了。

　　两次重版，均作了无奈的修改

　　《红日》的喷薄而出，震撼了中国文坛。评论界一致认为，这部作品正面展开我军全歼国民党王牌军74师的宏伟画面，激越、壮丽，洋溢着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热情。

　　然而，《红日》的责编陶国鉴在《红日》出版后不久，就被错划成了右派，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因此，1964年下半年《红日》再版时，就换由王维玲当责任编辑了。

　　王维玲回忆：“当时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 ‘两个批示’已广为传达，中央和各地的文艺部门、出版部门正紧张地贯彻执行。在这样的大环境、大背景下，出版社毫无例外都谨慎起来，对已出版的读物，不敢轻易签字再版。恰在这时，新华书店向中青社提出再版《红日》的要求，经编辑室研究，由我执笔，以编辑室的名义，给吴强写了一封信，建议他对一些爱情描写作适当删节；对张灵甫的描写，特别是他被歼时的惶恐、紧张、绝望心理要加浓加重；对连长石东根酒后失态的描写要淡化。 ”

　　此时，吴强作为一名老党员、老作家，也感到形势不同寻常。在寄回修改本时，他在信中写道：“你们提出的均应认真考虑，能改的就要改。 ”根据吴强寄来的修改本，1964年底印了一版。

　　1965年，新华书店又一次提出再版《红日》的要求，这时已是“文化大革命”前夕，一批有影响的作品和众多知名作家纷纷被公开点名批判，政治空气已十分紧张。此时，出版社再版谁的书，首先要与作者所在的部门取得没有问题的证明信后，方可安排再版。吴强也不例外。中青社向上海有关部门发了函，回函明确表示：“目前尚未发现问题，可以再版。 ”但也指出：“该书内容上的问题，一是爱情描写，二是连长醉酒丑态，三是团长死后气氛太悲观，四是张灵甫之死，读者意见较多，应当修改后再版为妥。”按照这些意见，吴强又一次进行了修改。

　　风雨过后见彩虹。 1980年中青社再版 《红日》时，理所当然地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事实证明，1959年以后的修改都是不必要的。截至1995年底，《红日》已经印刷了48次，发行180多万册。如今，《红日》又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热播，若吴强地下有知，一定会为这部红色经典深入人心而感到欣慰吧。

　　（《红火与悲凉：萧也牧和他的同事们》，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