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阔”了？哭求国家供养丢脸

　　杨红樱、郭敬明、郑渊洁分别以2500万元、2300万元、1950万元的年版税收入成为2010年作家富豪榜的三甲；有的鲁奖获得者有超过50万元的进账；林贤治获得“在场主义散文奖”30万元

　　《成都商报》近日发布2010年度作家富豪榜，杨红樱、郭敬明、郑渊洁分别以2500万元、2300万元、1950万元的年版税收入成为今年作家富豪榜的三甲，他们三人均已连续三年位居中国作家富豪榜三甲之列，并且轮流占据这三年作家富豪榜的榜首位置。

　　在此之前，文学被“金”光照耀，是在第五届鲁迅文学奖，除组委会大幅提高奖金外，各省市还有额外奖励，有的获奖者能获得超过50万元的进账。文学丰收的景象不止于排行、颁奖，一些文学期刊一改穷酸模样，近来纷纷大幅提高了稿费标准。文学真的“阔”了？

　　忽然想起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女士刚上任时，针对作家洪峰上街挂牌乞讨的现象，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出“一个大国养不起作家是悲哀”的感叹，仅仅三年时间就时过境迁，真是天翻地覆慨而慷啊。彼时，笔者在《中国青年报》撰文，说“一个大国的作家不需要国家供养”，笔者没有要和铁主席“打擂台”的意思，只是想说明，只要是真正的作家，首先，一个大国是养得起他们的；其次，一个大国的作家是有法子养活自己的。

　　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是一个多么广阔的市场，如果作家还要哭着喊着求国家来供养，别提有多丢脸了。杨红樱、郭敬明、郑渊洁等能养活自己，英国作家J.K·罗琳、奥地利作家布热齐纳、美国作家丹·布朗在中国市场分得一大杯羹，靠的是把准了市场的脉。

　　中国的文学“市场”细分下来，无非传统供养制和稿费、版税。供养制也是市场的一部分，按铁主席的意思，一时半会儿还不会取消，这至少说明目前它还“被需要着”，定点、定时供应，产销有保障，昂扬主旋律；而稿费与版税，则取决于作品的市场价值。事实已证明，不止是畅销书作家有市场价值，严肃文学作家如郑渊洁、杨红樱等，更是前景无限。他们的作品广受读者欢迎，经得起市场检验。而郭敬明这样精明的畅销书作者，不仅会“卖土豆”，还会“卖薯条”，开发了“土豆”的附加值。

　　除供养及稿费和版税之外，另一个市场就是各项文学大奖。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一改往届的寂寞与孤独，引起广泛关注与争议，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在获得李嘉诚500万元的赞助后，“含金量”大幅提高。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学奖项要“保持纯粹”，就不能提高“含金量”，就要拒绝商业文化的入侵。实话说，笔者不赞同这个观点。如果有些人在观念中还将文学作品衍生出的影视、游戏等文化产品视作商业文化而与“严肃文学”、“纯粹文学”对立，那么，只能说明时代进步了，而他们的观念、思维、意识及世界观都落伍了。

　　至于有人质疑奖项的公信力，尤其是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获得鲁奖后的舆论哗然，说明还没能厘清“文学市场”的概念。作为“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任何一个奖项都有设奖的宗旨，这是特定的需求，在特定的程序内操作与交易，提供特定的产出，并不存在公平问题。车延高获奖，意味着他满足了组委会这个特定市场的需求，正如3年前湖南作家黄辉被重庆富婆红艳以协议的方式“包养一年”一样，是一种自恰平衡的供需关系，你可以认同，可以不买账，但要谈公平，就没道理可讲。

　　解决奖项的公平问题，就需要更多的奖项在市场中竞争。鲁奖、茅奖等奖项在读者、公众心中的位置是奖项的市场，公众不买账，说明供给不能满足消费预期，这些奖项自然会调整其营销策略和设奖宗旨及程序。有意味的是，鲁奖颁发不久，由民间赞助的“在场主义散文奖”同样引起公众关注，而与前者不同的是，这个单项奖却获得业内业外人士的一致好评。获奖者林贤治揽得大奖，并获得30万元的实惠，可谓实至名归。

　　林贤治及“在场主义散文奖”注定要成为文学奖项市场的风向标，它既不同于官方奖项，也不同于某些自命清高的学术小圈子的自娱自乐奖，其赞助方来自市场，其评委会成员也来自公众认可的业内人士，更重要的是，评委机构坚持了独立性。一个奖项能走多远，在公众心中位置是高是低，取决于组委会对独立性的坚持，对文学价值的坚守。如是，才能在奖项市场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李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