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质专家杨槐新作谈“全球气候变暖”的科学真相

　　主持人语

　　来自民间的“奇人”一般都会成为八卦的兴奋点，一方面因为民间学者往往缺乏严谨的学术训练，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大众对学术出处必须权威的要求，但上述两者也许正好就会扼杀独立思想和创造。所以本期金沙讲坛的“奇人”杨槐说：“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的，我们必须敢于创新。”

    嘉宾

　　杨槐，“地球巨量膨胀”发现者，“地球非对称膨胀学说”建述人。1939年生于南京。四川地球起源演化研究所所长、四川地质学会会员，成都理工大学客座教授，其理论在美国《大自然探索》杂志发表。1996年出席第30届国际地质大会，登上这一有着地质学奥林匹克盛会之称的讲台。《地问》和《大梦赋》两部著作引起强烈反响，新作《21世纪备忘录——“全球气候变暖”的科学真相与人文反思》为媒体关注。

　　旁白

　　2010年11月8日

　　中国科学界有两个叫杨槐的知名人物：一是“长江学者”、材料学博导杨槐；一是成都的民间学者，从事地球演化的高深研究。此杨槐非彼杨槐，他被一些媒体称为“奇人”，使他真正“扬名立万”的，却是一桩与研究无关的图书手稿拍卖事件。

　　1993年10月28日，在深圳举行的中国首次优秀文稿公开竞价拍卖会上，刘晓庆、魏明伦在交易场内成为焦点；而场外却聚集了无法入门的七八百号人。一个叫杨槐的人，举着一张纸片，上书“我有四部书，标价逾百万，欲觅识宝者，用以设巨奖”游走会场，成为众目睽睽下的“狂人”。《深圳特区报》等多家媒体对杨槐跟踪采访后，纷纷刊发长篇报道，这就是“三个四川人，轰动拍卖会”的典故来源。杨槐告诉我，自己得知文稿竞拍的消息已经错过了报名截止日期，只有在场外吆喝。那年他54岁，可谓知天命了，但他必须为这个“命”而拼命证“名”。

　　在这个怪杰、鬼才、高人、大师横飞的世界上，人们对来自民间的“奇人”已由基本怀疑变得兴味盎然，他们一般与UFO理论、永动机、水变油、包医百病、灵魂显形之类密切挂钩，成为很八卦的兴奋点。一方面反映了民间学者往往缺乏严谨的学术训练，无知者无畏，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民众对学术来源的曲解，似乎不是来自权威机构的研究，就不能叫学术——哪怕有钱学森这样的泰斗予以积极肯定。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这些堵塞言路的观点难道不会扼杀独立思想和创造吗？

　　既然天下没有一成不变的事，例外是什么？“狂人”拿不出逻辑自洽的绝学，那就是妄人。“我本楚狂人”的杨槐，对此是一清二楚的。

　　对我谈及这段往事，头发花白的杨槐显得很平静：“多年来，我逐渐习惯在人们怀疑的注视下生活。但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因此我们不能固步自封，必须敢于创新。”杨槐记忆力极好，逻辑严密，在我连续采访的12个小时里，他没查阅任何资料，引述上百个数据以及有关地球演化的理论，而穿插其间的，是在漠然、误解、敌视当中那些慧眼者对他的相识、相知之情。杨槐感慨地说：“如果说没有中国科学院王莉贞、李晓南的举荐，没有钱老的批示，没有老领导李锐、钱俊瑞、杨超、谢世杰、秦玉琴等人的大力支持，拨出专项资金出版我的《两种地学观——球面两维运动与非球对称三维运动之辩》和《 21世纪地学解》，以及大量像火一样温暖着我的朋友，我和我的学术恐怕就湮没于根深蒂固的误解中了。”

　　杨槐是一个现实版的堂吉诃德，他用七十年的生命进一步证明：那些“理论风车”不但要散架，而且本身就是陷你于不义的陷阱。

　　我想，问地问天问丹心，这就是杨槐的心结。

　　诗人变成了“学术疯子”

　　记者（以下简称记）：请谈谈你在南京读书、生活的情况。

　　杨槐（以下简称杨）：我父亲开肉铺为生，我11岁那年，父亲因破产不能承受沉重债务而自杀，家境急转直下。之前我读了几年私塾，后来进了新生小学，南京十中。初中毕业文凭是我的最高学历。学校老师推荐我去报考美专，因家贫只能放弃，很早就饱尝了世态炎凉。

　　1955年初中毕业后，我进入爱国化学家侯德榜创立的一家大型化工厂当学徒，半年便评为三级电工。我喜欢美术，还能唱男中音，很快出任宣传委员、工会宣传干事。那个年代是诗的年代，我也写了很多诗，得到沙白、忆明珠的赏识，后来被借调到江苏《新华日报》和《江苏文艺》杂志社，分别担任政治评论组副组长和文艺理论编辑。在此期间我读书入魔，苏俄文学、古典诗词、科普小品、历史传记等，能借就借，不能借就买，工资绝大部分贡献给了书店。有位老领导为我介绍女朋友，对方是南京的贵人，我不敢高攀，到了不惑之年还是单身。

　　记：一篇有关你的报告文学谈到，直到八十年代你仍是三级工。几十年里你经历坎坷。你相信宿命吗？

　　杨：我不大通世故，但我不相信宿命。和其他许多被卷进“文革”的人浩劫过后都要受到审视一样，我也被圈进了学习班。经请示，我以前收集的一些剪报被取来了。我不过是以此排遣时光调剂精神。那时接连发生邢台、唐山大地震，我开始关注躁动的地球。1977年7月的一天，我偶然在镇上新华书店里，看见一些有关地球板块构造的书。我买了很多回来，包括我根本看不懂的科学报告。囫囵吞枣，渐渐觉得魏格纳的“大陆板块漂移说”有问题。到10月份，我感到板块学说解释不通很多地理现象，这涉及漂移的“动力机制”问题：漂移力量从哪里来？我想到过去就有的“膨胀说”。但全球各向同性膨胀的机制也不足以说明这一切。于是我想，如果是局部膨胀或许就能够解释。

　　我买了一本世界地图册，找来薄纸描图，再把薄纸按地形撕开，七拼八凑，加拿大北部、北大西洋板块在我手里恢复着它们原来的面貌。奇迹发生了！我将北冰洋拼合了。那么地球其他水域是不是也可以拼合呢？1977年11月2日凌晨两点，经过数月苦干，我完成了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拼合！我忘情地大喊：“地球膨胀了！”同寝室的梦中人以为地震了，惊慌起身，感觉无事后他觉得我疯了。

　　我连夜写“发现报告”，写给谁？只能是单位了。我急于想让自己的“发现”为国争光。但是，领导正密切关注我这个“打着科学幌子”的家伙。

　　我的三份报告泥牛入海。1978年3月，我从美国《科学新闻》上看到，美国两位地质学家发现南美洲南端原是同南极洲南极半岛相连的；澳大利亚原是同印度相连的；马达加斯加岛原是同非洲莫桑比克相连的。呵，美国人追来了！这很像1985年的“长江漂流”。

　　我决定自己发表，为国家保住科学的“首发权”。4月3日上午，我写了题为《我的科学发现》的学术大字报贴到了单位的大照壁上，陈述地球膨胀的六条结论。这还得了？数千人围观，工人们说：老杨疯了。

　　单位的头头勒令我停职检查，扬言批斗。我到中国科学院去说理，连夜骑自行车狂奔八十里到达南京，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梦断红楼犹说梦

　　记：到中科院后事情就解决了？

　　杨：远非如此。我当时蓬头垢面，皮鞋张着大口。中科院信访处的同志为我的精神所感，地球物理所科研处处长李晓南听了我半小时汇报后，认为有价值，要求我把结论写下来供进一步审议。他安排了一场报告会，我用一个上午讲述了地球膨胀的结论，并演示拼合地球陆块令水域消失的“地球几何学复原”。专家啧啧称奇，会后对我的汇报作出四条鉴定，中科院党组书记李昌批准了调用我的决定。

　　单位领导闻讯，立即把我“捉拿归案”。我回到原单位，并未消沉，大量读书，反复完善研究。如果说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是一副磨盘，那么哲学的意义就在于更高的综合。于是我在分析、综合、再分析、再综合中，体会到包容整体和全系统的“大综合”。我将这种方法论贯彻到其他地学研究上，以综合一切有关地、天观察特性及前人研究成果并使理论模式与之彻底相容为根本方法和检验原则，并以从整体上辨认地球客观运动规律为本质。

　　记：什么原因使你到成都安家？

　　杨：南京是我的伤心地。46岁了，我孑然一身。我姐姐偶然对邻居谈起我，邻居谈起她在成都的妹妹，一拍即合，我连她的面都没见就答应了。1985年我辞职来成都，租住在倪家桥。我属于无工作、无收入、无户口、无住房的“四无”人员。我在青年路摆地摊卖裤衩，四处销售麻将牌，搞企业策划……

　　因我参加了深圳文稿竞拍，引起媒体关注，花城出版社出版我的50万字自传《混沌初开》，中央电视台也播出了我的专访。四川省几位领导两次特批专款，使我的两部由三位中科院院士作序的地学著作相继出版，并支持成立了四川地球起源演化研究所，同时还解决了我的成都户口……

　　钱学森的批示

　　记：钱学森如何得知你的研究？王文华编著的《钱学森实录》里，有钱老有关你情况的两次批示。

　　杨：总参通信工程学院的方守清大校富有正义感，一直支持我。他修书一封致钱老，钱老见信后十分重视，在详细看完我的论文后指出：“杨槐的理论思维有相当深度。”并马上交由科协书记处调查落实，遂于1990年京丰宾馆举行杨槐学术报告评审会。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在对我的学术论文评审报告中提出：“杨槐学术思想新颖活跃，视野广阔独特。理论模式自洽，且资料包容性大，论证有据，材料翔实，说服力强。这是一项在天体起源与演化问题方面颇有见地和价值的可喜研究成果。”

　　记：你为何不到国外去发展？

　　杨：与我同时代的人都知道，爱国主义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最高命题。我有几次定居国外的机会，均放弃了。我深爱这片土地。我的学术演讲里，核心恰是“爱我中华，科学报国，革除旧观念，创造新文化”。正是靠这样的信念，我才走到了今天，也促使我在今年推出《21世纪备忘录——“全球气候变暖”的科学真相与人文反思》一书。

　　在“低碳”的背后

　　记：利用气候变化提倡“减排”、优化和提升产业结构无疑必要。但对这个问题不能不保持清醒。我注意到，国内已有著名专家提出气候变暖问题极可能是一个陷阱。

　　杨：“全球气候变暖”话题我在《地问》里探讨过。2009年12月18日晚，我从中央台看到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专题报道，深为发达国家设置的“碳排放”标准忧虑。我是研究地球演化的，太熟悉地球的温度变化了，比现在温度高十几度的时候很多。从今年开始，我对“气候－环境问题恐慌”作了系列思考，决定写一部书。

　　记：这部新书写作、出版都很快，再没出现地学著作问世那样的艰难？

　　杨：海天出版社的领导在成都书博会期间一见此书就拍板了。我没有固定收入，还是要买一些书送给读者，以唤醒人们对温室陷阱的警惕。

　　今年3月21日中央台播出的《面对面》节目中，丁仲礼院士指出：到2050年前，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规定世界二氧化碳总排放量为“不超过8000亿吨”；27个发达国家总人口为11亿，要切去44%的排放份额；总人口55亿的其余国家（含中国）只能排放剩下的56%。这意味着中国从2020年起，每年要花一万亿人民币向发达国家购买排放权。丁院士反问：“这合理吗？”这当然不合理！

　　可以说，世界上低碳经济国家还是那些以自然经济形式存在的最不发达国家。在人类历史上，低碳发展的国家还没有出现过。丁仲礼指出：“即使今后低碳技术获得长足进步，发展中国家在建设基础设施、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这让我们看到，藏在“低碳”背后的是生存权、发展权……

　　2010年11月12日、13日，2010中华环保联合会可持续发展年会在杭州召开，为策应墨西哥坎昆气候变化大会，传递中国公众的声音，支持我国政府的主张，300家环保民间组织在年会上就气候变化问题发出了民间的声音。表演艺术家秦怡宣读了15万公众签名支持政府气候变化立场的倡议书。

　　我的论点是从地球演化角度研究地球温度，可随意举出的一个证据是：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支持发起《俄勒冈宣言》，宣言签署者同意：“没有让人信服的证据证明温室气体造成地球的灾难式变暖。”这就是说，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只有通过降低能源使用总量、调整能源结构、控制人口增长等方式才能实现，因此它本质上是经济社会如何发展的问题。

　　本报记者 蒋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