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贡献:“情本体”与“巫史传统”
虽然上世纪80年代新著迭出,但李泽厚还有很多重要的东西没有发表。他曾在文章中提到,自己的美学研究和思想史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焦点,指向一个新的目标,但他还不想说。后来他又说,不到60岁,提出自己的哲学理论,连自己也信不过。于是,热心的读者一直在期待他更严整宏富的哲学论著的出版。先是等到了他详注儒家经典的《论语今读》,到新世纪初,终于看到了三联书店出版的薄薄的《历史本体论》。
《历史本体论》虽然单薄,却毕竟是阐述李泽厚哲学构想的专著。不久,《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等书也陆续出版,李泽厚本体论的框架越来越明晰,内涵也日见其丰富了,并且,他更为明确地将自己的哲学构想概括为:“情本体”。
本体,是最后的实在。李泽厚在《历史本体论》中认为,最后的实在不是语言,而是生活,是历史,是心理。人是生理存在,更是心理存在;人是精神存在,更是历史存在。人生的意义正在“情感本体”的建构、积淀之中。
西方哲学鲜讲情感,所以海德格尔提出“诗意的栖居”,才成为不得了的事。李泽厚提出“情本体”,同样有离经叛道的意味。他记得十多年前,哲学所一个同事听他讲起“情本体”的构想,曾大为诧异:“你讲情感,那还算什么哲学?”讲情,正是中国哲学的本质特征。郭店战国竹简的出土,其中“道始于情”,“礼生于情”,“礼因人之情而为之”等等,让李泽厚兴奋异常,这正好佐证了他的理论。
情与理,一直是对立的两面。从柏拉图到康德,都采用“知情意”的三分法,即把理性、情感、意志分开,这三个方面就生发出了哲学、艺术、伦理等。现在,李泽厚把“情”本身作为哲学的本体,作为哲学最根本的地基,这就颠覆了上述的分工。
从这个意义上说,“情本体”的提出,很可能是哲学史上的一次革命性变化。哲学是从人的理性中独立出来的,它高度发展,曾长期引领所有学科,中间几经变迁,学派林立;但到最后,居然要回到人情、回到日常,可说是走了一个巨大的圆。也许,只有中国哲学家,只有从没有上帝、惟有“一个世界,一个人生”的中国文化中走出来的哲学家,才能提出这样颠覆性的命题。所以李泽厚说,“情本体”本来就“在伦常日用之中”,没有过多的玄秘之处:“‘情本体’即无本体,它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本体’。这个形而上学即没有形而上学,它的‘形而上’即在‘形而下’之中。……‘情本体’之所以仍名之为‘本体’,不过是指它即人生的真谛、存在的真实、最后的意义,如此而已。”
虽然“情本体”有“反哲学”的意味,但仔细推究,它也许更接近哲学的本质。它所接近的可能不是传统哲学的本质,即西方那种纯粹思辨的形而上学的本质,但却是生活的本质,人的本质,是无数的个体的本质,也就是,如要全面地把握“人”的话,那就要从“情本体”入手,形成这样一种哲理的思考。人类的精神生活发展到今天,提出这样一种理论,有着极大的精神价值。
与此同时,李泽厚还在《己卯五说》一书中,提出了“巫史传统”,以此解释中西文化为什么会有不同。他认为,所有原始民族都有巫的阶段,但大多数的民族,尤其是西方,它的巫术后来分化了,一方面变成科学,另一方面变成宗教。从希腊到近代,哲学思辨总是和自然科学结合在一起,所以他们思辨的那一部分发展得很充分。相反,中国的“巫史传统”使中国文化中的情感与理性、宗教与科学,分割得不是很清楚。在中国,不管是孔子、孟子,还是汉代的“天人合一”,或是宋明理学的心性修养,既是一种信仰,是情感性的,同时又是理性的推理。信仰、情感和理性思辨是糅合在一起的。——这是为“情本体”找到了上古之源。
李泽厚晚年的思想更明晰,也更成熟了。但他的理论和方法是一以贯之的,历史的“积淀”说始终是他的这些理论发现的“圆心”。他把自己的全部理论和著述,称为一个日趋丰富、越滚越大的“同心圆”。
性情李泽厚
半个月后,我到李先生家取对谈的修订稿,他这段时间去了苏州、上海,又回到北京,此时的北京已经入冬,怕冷的他穿着花纹棉睡衣,外加羽绒马甲,依然精神饱满。
屋内清雅干净,书房只有不到10平方米的样子,却有一扇可俯瞰中国美术馆的明亮大窗,坐在窗下的书桌旁,街对面的风景一览无余。“你看,我坐在家里就能看展览。”李先生从书架上拿起一个小望远镜,比划着,露出满意的笑容。
客厅墙上,挂着1986年冯友兰先生为他书写的对联:“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刚日读史,柔日读经”,线条硬朗,笔力苍劲。当年在一片批评声中,冯友兰坚定地赞成李泽厚的“西体中用”说,特别写下这副对联。“字写得多好啊,九十有一,眼睛都看不见了,真了不起!”李泽厚轻声说,凝视片刻,叹道,“比现在的书法家写得好多了。”
能感觉到李先生对年轻人特别宽容甚至偏爱,他喜欢回答问题,尤其爱新鲜、有挑战性的。他也爱反问和自嘲,话里总是闪烁着机锋和睿智。
对于如何读懂历史,他建议我:“发现到底多少能够接近真实,要在各种比较中间判断。你要看很多很多书,作出判断,那是很好玩的。不能只信一种。你想,关于我的好多传说,其实都没那回事,更不要说遥远的历史了。”
谈到性格与命运时,他说:“有人说我是完美主义者,追求完美不是坏事。性格很重要,但最重要还是自己决定命运。自己要意识到:值得较劲的较劲,不值得的就不较劲。”
他很喜欢旅行:“我的旅游主要是对人文、历史古建筑有兴趣,对自然风景兴趣不是特别大。自然风景我觉得应该去坐火箭,看看地球,那一定很好看。”
有两件事让他非常自豪,一是30年前的书依然卖得很好。另一件事是61岁出国,在美国大学教书8年,用“半吊子”英文赤手空拳打下一片天下。他笑道:“我为冒险奋斗成功而高兴!”
在美国的生活是寂寞的,虽远离中国,也一样远离美国。他很少与人交往,大部分时间在家看书,“我看书还比较勤奋,但新的想法未必要写出来了”。他上网只看新闻。“网络上垃圾太多,我很少看网络,好东西只有1%,不值得。”
而回国的生活又太热闹,每次回来不久,消息便不胫而走,慢慢传开,到后来,相识的不相识的,找上门来的越来越多。但其中有很多年轻人,这让他觉得欣慰。“最年轻的一个是86年出生的,他喜欢读我的书。回国主要就是跟人聊天,这是很愉快的。”
对认定的观点李泽厚很少改变,但他又是时有新意的,他说这正是他喜欢和年轻人交谈的原因。当我对他的一篇已发表的谈话提出自己的看法后,他甚至当场给我一支笔,让我在上面作删改。我受宠若惊之余,也感受到了他的率真。听刘绪源说,二十多年前,他们一群年轻记者采访他,想问他关于某一作品的看法,他忽然说:“我先问问你们,你们怎么看?”他不是泛泛地问,而是一个一个追问各人的看法,然后把自己的看法拿出来比较、探讨。那次采访,充满了笑声和辩论声。二十多年过去了,李先生一点没变,这真是奇迹!
他的思想之河仍在不断地汩汩向前。
本报驻京记者 李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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