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大村的探索：200多万元集体收入搞文化建设

　　【开栏的话】

　　文化，是民生的重要组成，是生活质量提高的重要标志。我国大约有7亿人生活在乡村，他们希望通过文化脱贫致富、改变命运，富裕起来的农民也希望享受和参与更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娱乐身心、提升素质、提振精神。

　　从这个视角来考察我国目前的乡村文化建设，显然不尽如人意。长久的“老大难”问题有：设施不完善、投入仍不足、文化活动少、文化资源匮乏。其中，村一级的文化建设又是“难点中的难点”，至今仍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最薄弱的环节。补上这块“醒目的短板”，既是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应有之义，也是搭建乡村精神家园的必由之路。

　　从今天起，本版推出系列报道“乡村文化之路如何走·大村探路”，聚焦西南边陲的一个小山村，看看他们是怎么在并不富裕的情况下，探索出一条“文化乐民、文化育民、文化富民”的新路径。正在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县中和乡大村进行着的文化探索，究竟折射出我国乡村文化建设的哪些难点、痛点及突破点？

　　让我们一起走进大村。

　　自从6月底回到村里，郭伟已经连续5个月没有节假日了：他要教村民用电脑、提供农业科学技术信息查询咨询服务、办理图书借阅登记，晚上还要睡在储藏室里当“保安”，看护文化设施。每天，他至少有18个小时要待在村里的文化大院。

　　13年前，郭伟考上大学离开村子时，想的是“今后要多赚钱”；但现在，每月800元的工资仅能满足他最基本的生活。33岁的郭伟憨憨地笑，“谁让我是文化干事呢？”

　　聘请文化干事，是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县中和乡大村实施“文化惠民”工程的举措之一。这个中缅边境线附近的偏远小山村，在探索农村基层文化建设上下足了功夫。用云南省文化厅厅长黄峻的话说，大村的探索来源于农民的文化热情，创新了农村文化建设方式，“探索本身就是一种经验”。

　　【魄力】

　　拿出200多万元集体收入搞文化建设

　　在大村，像郭伟一样对文化有着“说不清道不明”情愫的村民，不在少数。

　　“等着你，等着你，我在高黎山下等着你……”每天晚上8时以后，音乐一响，大村农民演出队就在文化大院的小舞台上“动”了起来。台下的村民乐呵呵地看着，淘气的孩子蹿上舞台，在演员中间跑来跑去。

　　今年7月投入使用的文化大院，总面积5000多平方米，主体建筑包括一幢3层小楼、与小楼连接着的舞台和广场。小楼外墙蓝白相间，是大村最漂亮的建筑。

　　大村是中和乡的一个行政村，下辖9个自然村，有1328户共5682人。2009年，全村人均纯收入3300元。略显特别的是，依靠火山石开采权转让，大村每年能有60万元左右的集体收入。

　　在云南，大村算不上富裕。但大村却拿出200多万元集体收入，建起了文化大院。

　　2007年9月，农村中小学“撤点并校”，大村将原先的教学楼改作文化活动场所。但教学楼是木板楼，急需翻新改造。2009年，大村转让了未来几年的火山石开采权，获得300多万元集体收入。其中100多万元用于整修村道，剩余部分经村民“一事一议”，一致决定将木板楼改建成文化大院。“我们就是给农民搞文化活动找个地方。”大村党委书记李朝孝说。

　　然而，200多万元的建设资金并没有及时到位，村里12名党员干部商量决定，每人从信用社贷款5万元，先期垫付。就这样，2009年7月，大村文化大院开工了。

　　文化大院的故事打动了许多人，黄峻就是其中之一。

　　2009年，他在省内考察，挑选“文化惠民”创建点。他参观大村时，文化大院的3层小楼才盖好一层，“要说硬件，它算差的了”。他观看了40多分钟的农民演出：“乡亲们跳得很带劲，服装和道具却很陈旧。”

　　第二天，省文化厅确定将大村纳入云南首批38个“文化惠民”创建点。黄峻很感慨：“村集体有了钱，有许多项目可以做，但大村首先选择了建文化大院。这让我们看到了基层文化发展的潜力。”

　　【助力】

　　“村子的文化建设，让大家都变得有‘文化’”

　　如今，一进大村，就能在村道边的墙上看到一行红色大字“文化乐民、文化育民、文化富民”。这是云南基层农村“文化惠民”工程建设的三个载体。

　　原先，大村9个自然村中有8个自发组建了农民业余演出队，但各自为政、节目陈旧、演出水平偏低。成为“文化惠民”创建点后，大村成立了农民演艺协会，作为“文化乐民”的载体，对业余演出队进行引导和帮助，“比如开展培训和辅导，组织公益性的文艺演出，联系有偿演出等。”李朝孝说。

　　今年上半年，郭伟接到电话，邀请他回村担任文化干事。他曾在云南大理学院读计算机应用专业，毕业后干过电脑培训的工作。在大家看来，他是村里“搞文化”的适当人选。

　　接到邀请时，郭伟还是城市“小白领”，每月拿2000多元的工资。他坦陈：“要不要回村，我有过迟疑，但没有太多的心理斗争。小农村建个文化大院，真是敢想敢干！”

　　李朝孝对他说：“我们村子要继续发展，必须提高村民素质，你负责村子的文化建设，让大家都变得有‘文化’。”一番话，打动了这个有激情的年轻人。

　　6月底，郭伟正式上任，并身兼数职。由他担任主讲老师的大村“农民素质教育网络培训学校”，是“文化育民”的主要载体，至今已举办了两期培训班，培训农民175人，李朝孝是最初的学员之一。

　　大村在探索“文化惠民”，郭伟也在探索怎样更有效地将城里的知识“种”进村里。他学着制订教学进度表，给予学员相应的学分。“我现在特别注意，授课内容要有针对性，要简单易懂。”

　　按照郭伟的理解，“文化育民”的最终目标还是为了实现“文化富民”。作为文化干事，他还要协助搞好大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李朝孝告诉他：“真要文化富民，就得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产业优势。”

　　大村成立了“文化产业合作社”，下设石材产业分社、刺绣产业分社、农家乐产业分社；选举产生了理事会、监事会，以推动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

　　54岁的李朝孝不仅学会了电脑，还涉足石材加工，搞起了文化产业。让他津津乐道的是：“过去大家叫我支书，现在管我叫同学、经理了。”

　　【效力】

　　“现在，不是我抓文化，是文化在抓我”

　　“这几个月，我们去了腾冲县城，还有旁边的梁河县，有些公司开张就请我们去跳《好日子》、《好运来》，很受欢迎的。”大村演出队队长杨菊美忍不住“炫耀”，“现在村里有不少星级演员，是大家一起评的。我只是四星，跳得不如五星的好。”

　　成立大村演艺协会后，大家觉得老跳传统戏不过瘾了，专门包车去15公里外的县城学城里人跳舞，有时候一个月要去四五趟。

　　60岁的尹菊芬是演出队的老骨干，在她看来，“这笔路费不算小数目，但大家就是想去学学。”这支队伍目前有20多人，年龄最大的68岁，最小的27岁，已经学会跳《我在腾冲等着你》这样的现代舞。

　　村民张彩铃29岁，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她说自己“没有这么多文艺细胞”，但今年4月，村里开办刺绣培训班时，她觉得“这个很适合”，就报了名。一个月下来，她的刺绣水平提高很快，三五天就能绣完一件“背腰”（背小孩的用品）。一家公司以每件80至130元不等的价格收购。种地之余，张彩铃和其他144名妇女又多了一项额外收入，高的时候每月可增加收入七八百元。

　　张彩铃的丈夫郭云晓是郭伟的学生。参加了网培学校为期1个月的电脑常识培训班：“刚开始连开机都不会，现在会打字、做表格了。”

　　不办培训班的时候，网培学校里的7台电脑从早上8时30分到晚上11时，免费提供上网、农科技术信息查询等服务。22岁的养猪户黄文飞以前要了解猪价行情，必须打电话给四川、重庆、湖南的朋友，现在每天早上学校一开门，他就去上网查行情。

　　从城市“返巢”的郭伟对城乡差距有着更深刻的体会。他说，很多村民对电脑知识一窍不通，“有的村民卖石料，采购方要求网上传照片，可村民连数码照片是怎么回事还没搞清楚呢。农村最需要的，还是实用文化。”

　　“文化育民，就是要教给农民一种技能，这是文化富民的前提。”云南省文化厅政策法规处处长颜力飞说，有些村民拿着网培学校颁发的培训合格证书，在附近的“农家乐”打工，每天可以多拿5元钱工钱。

　　用文化为石材产业加分，更让大村人看到“文化富民”的前景。李朝孝指着一块火山石雕刻的松鹤图说：“每平方米可以卖1000元到1200元，以前只会粗加工，切割成铺路的地板砖，每平方米才36元。”

　　大村人为文化产业合作社设计了形象标识：灰色的火山石做基础，绿色的山顶上，一轮红日喷薄而出，寓意文化产业是绿色产业和朝阳产业。

　　郭伟的理解是：“我们才刚刚起步。”

　　“起步”在李朝孝的眼中意味着压力：“农民群众需要提高文化素质，需要跟城里人一样有丰富的文化生活。村民积极性这么高，我们有压力。现在，不是我抓文化，是文化在抓我。”李朝孝深有感触，“9个村民小组长只要逮着机会，就找我要支持，说他们小组文化中心里的服装旧了、道具破了——以前，这些都是不会引起大家重视的小事。”

    本报记者　胡洪江　陈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