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仁之北京半世缘:校长司徒雷登为之证婚(2)

　　           1938年侯仁之与张玮瑛在校友桥合影

　　                 侯仁之在燕京大学研究生宿舍

　　■在燕京大学，侯仁之收获了学业和爱情，他与妻子在燕京大学临湖轩举行了婚礼

　　在燕京大学，侯仁之在学业和爱情上都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侯仁之与他的夫人张玮瑛就是在这里相识相恋。

　　我到北京大学探访，在未名湖南岸的小土山上找到了隐没在竹林深处的临湖轩，这是一座静谧的三合庭院，四周种植着郁郁葱葱的翠竹。临湖轩可以称得上是燕园里现存最古老的建筑。早在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前，这里一度是乾隆皇帝赠与其宠臣和珅的淑春园中的“临风待月楼”。淑春园被烧成灰烬之后，只有未名湖边的石舫基座和此楼保存了下来。后来燕京大学在此建校，“临风待月楼”由美国人乔治·柯里夫妇捐资修缮一新。1931年，当时在燕大执教的著名作家冰心为此处命名为“临湖轩”，后来北大文科院院长胡适为这个小院题写了“临湖轩”的匾牌。修建完成的“临湖轩”最初作为燕京大学校长的住所，不过司徒雷登校长只住了很少一部分，其余都成了学校接待开会的场所。临湖轩还有一项作用，就是燕大青年教师结婚时，常常在临湖轩举行婚礼，而司徒雷登校长很乐意担任他们的证婚人。侯仁之与张玮瑛1939年在临湖轩举行了简朴的婚礼，校长司徒雷登是他们的证婚人。

　　■从北大红楼到炮局胡同，侯仁之在日寇铁蹄下的牢狱生活

　　侯仁之作为学生、学者、教授，他生活的地方都是充满了阳光，充满了学术气息，但是在日本占领北平期间，侯仁之被日寇抓捕，投入监狱，度过一段艰难的狱中生活，那是1941年 12月，日寇占领北平后，由于燕京大学是美国教会创办的学校，因此还能保持相对平静。但是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燕京大学随即遭到日本人查封，这时在燕大任教并兼任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副主席的侯仁之和一些燕大教授被日本宪兵逮捕，关押到位于北大红楼的日军监狱。当时，与侯仁之一同关押在牢房中的是一位青年学生——孙以亮，他就是后来成为著名演员的孙道临。侯仁之在兼任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副主席的时候，进行了一项重要的工作：秘密协助爱国学生通过各种途径前往解放区或大后方。据侯仁之回忆，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仅经他负责联系前往解放区的学生便有三批。日本人在监狱中多次审问侯仁之，侯仁之闭口不提，一口咬定自己是基督教大学教授。

　　日本人后来又把侯仁之等教授，送往炮局胡同监狱。牢狱生活残酷而艰苦，年老体弱的邓之诚教授因冻饿致病，侯仁之偷偷调换铺位，移到邓之诚旁边，把自己的衣服给老师盖上御寒，晚上则紧紧地贴在老师身边，用自己的体温温暖老师。侯仁之被送到炮局胡同的监狱关押后，日本人依然查无实据，只好以“心传心，抗日反日”的罪名判处侯仁之徒刑一年，缓刑三年，取保开释，那已是1942年6月。侯仁之取保开释后，就到天津与夫人张玮瑛会合，在天津居住，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侯仁之居住在天津期间又发生了一件严重的事情，燕大的两名学生被日本宪兵逮捕了，他们对燕大学生去解放区的事情了解得很清楚，如果他们是因这件事情而被捕，那侯仁之就难逃一死了。侯仁之想必须尽快逃离沦陷区。在这关键时刻，张玮瑛表现得异常镇定，说：“这样的大事，应当告诉洪业老师，听听他的意见。”于是，她独自前往北平，当晚返回天津，告诉侯仁之老师的意见：一是侯仁之不能走，万一事情牵连到他，却又抓不到他，必然要抓他的铺保。二是如果再次被捕，甚至被判处死刑，燕大人也会知道“侯仁之是为什么而死的”。听洪业老师的意见，侯仁之决定不走了。不久传来消息说，那两位学生遭受了极为严酷的刑讯，但都坚贞不屈，日本人最后不得不将他们释放。侯仁之这种临危不逃，勇于担当的精神，也受到了燕大师生的敬仰。

　　抗战胜利后，侯仁之按照洪业老师的安排，1946年夏，前往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学习。在利物浦大学，侯仁之有幸成为利物浦大学地理系主任，当代历史地理学奠基人之一的达比教授的学生。在达比教授的理论和方法指导下，侯仁之在研究领域取得了新的突破，并获得博士学位。

　　■燕南园61号，侯仁之居住了60年的地方

　　我从临湖轩一路南行，去寻找位于燕园南部的燕南园。燕南园是燕京大学建成初期专门为教师打造的住宅区，燕京大学的著名教授和学者很多都居住在这里。

　　我来燕南园之前，查找过有关资料，资料中燕南园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园子入口处有一对乾隆年间的石碑。有了这条线索，我很容易就找到了燕南园。远远地在燕南园的入口处，我就看到了两块石碑，一左一右立在一群院落的前面，我知道这一片院落就是燕南园了。走入园中，一座一座独栋的“小洋楼”呈现眼前。据说当时燕京大学在京城以“高薪养师”而著名，学校给教授、学者们提供了一流的住宿条件，体现在燕南园的建设上，可以说是精益求精。首先在建筑风格上，燕南园采取美国城郊庭院别墅的模式，这种别墅式的住宅居住十分舒适。其次在建筑材料上，燕南园建筑除泥石砖瓦取自当地外，其他建材多由国外运来。门扇窗框用的是上好的红松，门把手全由黄铜制成，房间里铺了木地板。屋内有精美的壁炉，卫生间里有冷热水供应。当年燕南园的“小洋楼”名冠京城，经过几十年的变迁，如今这些“小洋楼”却如饱经风霜的老人，讲述着燕南园里的故事。燕南园建成之初主要作为燕大外籍教授的住宅，按照当时所有中外教师住宅的编号顺序，燕南园的住宅被定为51号到66号，这一编号从燕大到北大，一直没有变更。我在燕南园中还能看到，一些宅院的门口还有当年那种黑底白字的木门牌。

　　从燕南园入口一路南行，走到园子的深处就是61号了，这里便是侯仁之的家。61号是一座西式的两层小楼，小楼的外墙是灰黄色的，映衬着周围的翠竹，侯仁之和夫人自1950年搬入燕南园，至今已有60年了。

　　1949年，侯仁之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作为留英同学回国，投身于祖国的建设事业。1950年侯仁之重返燕京大学任教，不久就搬到燕南园61号居住。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侯仁之在学术上取得辉煌的成果。1950年，他发表了《“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率先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他担任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并兼任刚刚成立的地质地理系主任，自此，“历史地理学”便正式出现在中国大学的课程设置中，而侯仁之也开始了系统的学术研究。侯仁之还深入研究北京城的起源和演变，为首都建设提供参考。同时，他北入沙漠，考察西北沙区历史地理，探讨环境的变迁。

　　“文革”期间，侯仁之被下放到江西鲤鱼洲劳动改造，那里是严重的血吸虫病区，侯仁之等人在这里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但是艰苦的环境，使侯仁之的身心更加坚强。

　　“文革”结束后，侯仁之重新开始工作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他开展了对邯郸、承德、淄博、芜湖等城市的历史地理考察，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城市地理研究的成果。

　　1997年获得何梁何利科学与进步奖。他在理论和方法上发展了现代科学的历史地理学，开创了“城市历史地理”和“沙漠历史地理”研究的新领域，系统揭示了几个类型的城市发展规律特点及其地理条件，为有关的城市规划作出了贡献，最重要的成果已反映在《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中。1999年10月，获得1999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1999年12月被美国地理学会授予乔治·戴维森勋章，他是第一个获得这一荣誉的中国人。很少有人知道，侯仁之还是中国“申遗”第一人。在他的努力之下，1987年，故宫、长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一批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的。

　　离开燕南园61号已是下午，斜阳照在61号的西墙上，一片金黄笼罩了这座小楼。侯仁之85岁的时候，曾用“老牛自知黄昏晚，不待扬鞭自奋蹄”来自勉。作为一名学者，侯仁之在学术的道路上一直孜孜不倦，奋蹄前行。

　　■文并摄、供图/李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