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近10万藏书捐国家 郭沫若稿费捐建游泳池

　　上世纪50年代初至“文革”前，作家常有较高的稿费与版税收入，也有不少值得记述的捐助行为。

　　李子云回忆：“当时大家都是供给制，如果没有额外的收入，我们这类‘小鬼’每月只有两斤猪肉钱的津贴费。而当时惟一可能得到的额外收入只有稿费，所以稍有稿费收入的同志就是大家心目中的‘富翁’。”吴强十分大方，一有稿费便请客下馆子。他的《红日》初版于1957年，拿到第一笔版税，为一位没有钢琴的作家买了一架钢琴，为收藏家徐平羽买了一幅他心爱的画，周围有人遇到困难，他即主动解囊。“后来《红日》版税不断增加，他索性将所有版税全部交了党费。这种做法在当时也不多见，但他并没有为此得到谁说一声好，政治运动来时照旧挨打不误。”

　　赵树理的小说《三里湾》完成后，通俗读物出版社的稿费较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稿费较高，赵树理为求作品的普及，宁愿选择前者。1953年以前，赵树理将每月所得稿费的50%交党费。同时享受工资与稿费后，他是全国作家第一个提议调整双重待遇，并带头放弃工资的，直到1958年才恢复领工资。他下乡，不报销车费和生活补助费；看病，不享受公费医疗，都花自己的钱。赵树理的编制属于工人出版社，一些稿费寄到单位，老同志们爱刮老区的“共产风”，领下稿费就请赵树理的客，大家嘻嘻哈哈一番。赵树理口袋里时常装着两种烟，一种自己抽的“绿叶”牌之类的低级烟，另一种敬别人的“大前门”之类高级烟。赵树理对子女生活上卡得挺紧，给女儿广建五元钱，让她上街给自己买一双袜子，还要买一盒牛黄解毒丸、两刀麻纸，末了还要女儿给他报账，收回找零。家乡亲友找他解决生活困难，要30元，他总给拿50元。他对康濯说：“人家找我开口不容易，总要替人着想，自己克服一些嘛！”

　　柳青1952年任陕西省长安县副书记，在长安县皇甫村落户达14年。1960年，《创业史》第一部出版，1.6万稿酬，不留分文，全部捐给长安县王曲公社，公社用这笔钱办了一所医院。对此，柳青解释道：“我身在农村，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谁都知道我写书，宣传和私有制、私有观念彻底决裂。今天出书了，拿了巨额稿费，全部揣进自己的腰包，改善个人的生活，农民会怎么看？他们会说：‘这老汉在这里写我们，原来也是为他个人发家呀！’如果这样，我还怎么在皇甫村住下去！《创业史》还能写下去吗！”柳青的思想在当时很有代表性。

　　杜鹏程《保卫延安》稿费的90%都交了党费或捐出，但还是有人说他因写《保卫延安》发了财，杜深感委屈。

　　1958年10月17日，郑振铎因飞机失事身亡，家人将其大量藏书捐献给国家。其子郑尔康在《我的父亲郑振铎》中记述：

　　在父亲逝世不久，就有许多书商把目光瞄向了他的藏书，接连几天，就有许多书店纷纷登门来要高价收购他那些令人羡慕的藏书(大部分为善本书)。有一家书店愿以46万元巨款，全部收购他的藏书。“46万！”在当时多数人的工资是四五十元的水准，一斤猪肉不过七八角钱的年代，这无疑是个天文数字啊！但母亲和我们商量后，婉言谢绝了所有的书商。父亲虽然没有留下一个字的遗嘱，但作为一位藏书家，他生平最爱说的话题，就是他的“书”。而在他晚年，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也是“我死后，这些书全都是国家的。”我们想起了父亲的这句话，于是，就把这句话当作他的遗嘱，在他逝世后，我们遵照他的遗愿，将其近10万册珍贵藏书全部献给了国家。

　　郑振铎对自己藏书的归宿问题早有决定，家人的选择，源于郑振铎一贯的“精神上的教育”，也充分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追求。

　　郭沫若请大家看话剧《蔡文姬》、自费邀请科学家家属上西山郊游、野餐；他上缴的稿费在中关村修建了两个标准游泳池，改善了科技人员的生活环境。上世纪60年代，郭沫若夫妇再向科学院党组交出稿费15万。郭去世后，中科院领导补齐稿费额度，经中央批准，在中国科技大学设立“郭沫若奖学金”。

　　俄文翻译家、契诃夫作品的译者汝龙，解放后为自由职业者，没有工资，没有公费医疗，他靠翻译挣得不少稿费，积蓄有十多万。他立下遗嘱，要将所积稿费全部捐出，建立一项青年翻译文学基金。

　　那个年代的作家捐助，自然带上那个时代的印痕。不过，创造与贡献乃是人生两大方向性课题，能够向身边人施爱，向单位向社会多多贡献，总是令人起敬的。    

    裴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