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从《烈火红岩》谈“红剧”改编世俗化现象

　　从革命经典到娱乐宝典

　　——从电视剧《烈火红岩》谈“红剧”改编世俗化现象

　　电视剧《烈火红岩》落幕，收获了不错的收视率，但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论。革命战士偶像化、革命感情三角化、革命斗争娱乐化，这些现象不仅出现在《烈火红岩》中，而是普遍存在于红色经典改编剧中，成为值得关注和讨论的话题。

　　时代变迁促使艺术变脸

　　红色经典改编剧的变味，主要不是创作人员的审美品位问题，而是时代变化使然。小说原作《红岩》诞生于1962年，正是革命英雄主义风行的年代。新生的革命政权急需崇高的艺术作品来塑造英雄鼓舞人民、巩固政权、强化政权合法性，艺术品承担着重要的教育功能。因此小说围绕重庆地下党英雄群像的塑造，着力突出一种崇高美。人物塑造上尽管有高大全之嫌，但仍然感动了无数读者，成为当时最盛行的小说之一。

　　然而50年后的今天，年轻观众面对历史缺乏切身感受传承，而是旁观式地消费故事，历史叙事的教育功能，让位于娱乐大众的纯粹消费功能。一些作品如果不能很好地将二者进行结合，艺术就不能不按照另一套即市场的逻辑来运作，红色经典的类型化就不可避免。

　　类型规定带来艺术下行

　　众所周知，《烈火红岩》走的是谍战剧类型的路子。原著很大的篇章写狱中斗争，但是电视剧却侧重在狱外，即重庆地下党和国民党特务之间的斗智斗勇。谍战剧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明确的激烈对抗、频频出现的危机状态以及因此所营造的悬念。华蓥山游击队的斗争突出的不是战场硝烟，而是特务杜荫山的打入给游击队带来的潜在危机。重庆地下党组织的工作突出的也不是他们如何忘我的工作，而是由于叛徒的出现给他们带了的巨大危险。为了增加对抗性，电视剧特意让特务头子徐翔飞及早自裁，把虚构的杜荫山推到前台，增加反方力量的阴险狡猾和凶恶。

　　《烈火红岩》在谍战剧的大类型里，充分糅合了爱情剧、偶像剧的元素，一方面尽遣帅哥美女上场，另一方面建构了多对爱情关系，除了江姐和彭咏梧，刘国扬和楚云霞两对原有端倪的爱情关系外，更虚构了方咏梅、任达初和陈亦然、杨诗雨两对。四对爱情故事各有戏剧化的处理，例如江姐和彭咏梧之间增加了彭有原妻一段(这倒是历史事实)，刘国扬和楚云霞则突出了他们革命的友谊加爱情，方咏梅、任达初是甜蜜的开始血腥的结束，陈亦然、杨诗雨一对最为离奇失真，是电视剧为刻意追求市场效果而媚俗的集中体现。

　　红色经典改编的得与失

　　近年来风行不衰的红色经典改编剧是主流与市场合力的结果，毕竟是红色经典，革命者作为正面主人公，符合主流价值导向，这类电视剧基本不存在政治风险。激烈的敌我对抗又提供了必要的故事张力，观众也乐于接受。于是各取所需，红色改编剧大行其道。红色改编剧带来的正面效应首推“人物人性化”，摒弃了以往高大全的神话处理，还原了部分历史真相。但是负面效应也值得警惕，尤以世俗化处理消解了崇高和理想为最。任何时代都需要精神支撑，需要英雄的引领，当一个个历史英雄被还原为普通人、新的英雄又未能推出之际，社会就面临精神和信仰空心化的危险。当然，《烈火红岩》算是一个例外，江姐、许建业、刘国扬等英雄的崇高感依然还能被感受到。

　　特约影视评论员 刘海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