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秋原先生的人格魅力:名利都可放弃

　　胡秋原先生的人格魅力

　　1988年9月15日，邓颖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时任台湾“立法委员”、“中国统一联盟”名誉主席的胡秋原。邓颖超说:“我能与您重逢，真是喜出望外！”胡秋原说:“到北京来，特别想看看邓大姐。”邓颖超说，“您赞成统一、反对‘台独’，对‘台独’会造成的破坏看得很透彻，和我们有着共同的见解。”胡秋原每逢中华民族的大是大非问题，均能与祖国同呼吸并不惜牺牲个人名利，1988年他曾冲破台湾当局的种种阻挠首访大陆，被誉为“海峡破冰第一人”。

　　——编者按

　　在胡先生百岁年之际，我们缅怀他，回首他一生的事业和精神，真是令人不胜感念。不过需要指出，我们纪念他，不仅在于他是一位在文化多领域作出卓越贡献的学者，更因为他的人格高尚，出类拔萃。特别是从现代知识分子的角度看，他是中国罕见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所谓现代知识分子，我认为，首先必须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名利的诱惑，真正担当起对民族对国家的使命和责任。也只有这样，才能成为真正社会良知的代表。而胡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中国知识分子，在近现代以前，皆被称之为“士大夫”。在这个阶层里，除了甘愿充当统治者奴仆的一部分人外，也存在刚正不阿从而能坚守独立人格的义士，并形成了一种前仆后继的优秀传统。这种独立人格的主要表现，就是在涉及国家民族兴亡，涉及公平正义等重大原则问题时，能不畏权贵的强暴，敢于献身，能真情直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也。我们看到，早在先秦儒家那里，已经出现这种流芳千古的精神。孔夫子虽然念念不忘“克己复礼”，但内心深处也怀有人格独立的思想。他有时情之所至，甚至不能抑制这种心怀，如他所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至于，在孟子那里则更加具体化和强化了这种人格。那就是他所倡导的:人之为人，要有“浩然之气”和“大丈夫”精神，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文革”时批判的《海瑞罢官》，其中的海瑞，就是明代恪守独立人格的杰出代表。他为了真情直言，为民请命，曾经让人抬着棺材去进谏，表现出哪怕死也要向皇帝进忠言的可贵精神。

　　可以说，胡秋原先生完全继承了中国士大夫这种优秀传统。我认为，他称自己为儒，应当理解为，就是要继承这样的传统。具体领会胡先生的人格魅力，我想从他思想发展的三个时期作一点分析。

　　他的第一个时期，是马克思主义时期。那时他很年轻，对马克思主义，怀抱真诚接受的态度。就文艺思想而言，对于从马克思、恩格斯到普列汉诺夫的文艺思想，他都研究和理解得相当深透。因为，他是经过阅读原著和独立思考所作的把握，而非咀嚼苏俄的“二手货”。这一时期，他获得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知识，豪情满怀。

　　但是，后来他感到，在上海“左联”中自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人，实际上是在实行一种文化专制和独裁，不准谈创作自由。其言行表现得很专横，只能按照他们的指示做事。他在与这些人论战中，以坚实的马克思主义学识和思想，揭露和批判了他们的错误观点。他指出，取消文艺创作的自由，就是阉割文艺的灵魂，其结果只能把文艺创作引入歧路，使文艺降低为艺术性淡薄的宣传品。今天，只要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就不难理解，中国文艺所走的弯路和在低水平上回旋，完全证明了胡先生当年批判的正确。正是经过这场论战，胡先生的思想进入了他的第二个时期，即“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时期。这时他提出了作“自由人”的主张，从此以后，“自由人”也成为他一生的座右铭。

　　在这里，我想对“自由人”多说几句。从上世纪30年代，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很长时间里，胡先生的“自由人”，或被称作“第三种人”，都是屡遭批判的靶子。那么要问，为什么要一再批判“自由人”呢？很明显，仅从字面上就不难理解，所谓“自由人”就是不接受任何强制束缚的人、不听从任何专制摆布的人。而就胡先生“自由人”主张来看，他实质上所坚守的，乃是不容侵犯的“独立人格”。专制和文化专制最痛恨、最不能允许其存在的人，就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再就独立人格和自由的关系来看，可以说，它们是相互依存和相辅相成的。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人甘愿依附于一种人、一种势力，人格不独立，总被人牵着鼻子走，他能够产生自由思想吗？他能有任何创新吗？显然，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自由一直是一个神圣的字眼。匈牙利诗人裴得菲的著名诗篇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可知，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自由是何等神圣！因为，正是自由使人具有至高无上的尊严。

　　胡先生思想发展的第三个时期，是他提出“新自由主义和文化史观”的时期。这是胡先生一生中最重要最深刻的转变。应当说，这一时期，他的思想还栖身在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西化思潮中，并借以寻求国家和民族复兴的出路。但是，他在访问苏俄时所看到的一切，使他绝望。在那里他看到了什么？他看到了令人恐怖的残暴，即他所谓“大审”那种大清洗运动。在那里他亲眼看到，对不听话者，大开杀戒和大规模流放，同时推行个人崇拜，以及那种继续沙皇俄国侵略和蚕食中国领土的野心。例如，在中国不知情的情况下，在苏俄出版的地图上，已经把外蒙划到中国版图之外，如此等等。这一切，都使他不能忍受，怒不可遏。他对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绝望，在某种意义上，实在是率先的觉醒。经过游历西方诸国，在中西比较中，他重新找回了对中国文明的自信，认识到中国文明的博大精深和伟大。中国的复兴，特别需要振兴和发展中国文化。同时在比较中，他还醒悟到，中国人的聪明智慧，绝不亚于西方人，只不过由于教育落后，致使在智力平均水平上不如西方，还有政府的能力不如西方。所有这些见解，虽然已经过去60多年，但今天听起来，仍然没有失去它的新鲜感。多么难能可贵！胡先生这种开风气之先的卓见，说明他在60多年前，就率先从西方中心论的阴影中走出来了。而我们这里的情况，至今还有不少人自戳民族文化，唯西方文化是从，例如叫嚷取消中医等等。对比之下，胡先生开风气之先的高见，真是太远见卓识，太为中华民族长志气了。

　　胡先生的独立人格，值得感念的，还表现在他那种为公平正义和维护真理而特立独行的超越精神。无论什么党派、官职、事职，都不能限制他为公平正义为真理而无畏地特立独行。在他那里，我们看到，一切现实的名利都可以放弃，唯有坚持真理和正义立场的独立人格不能舍弃。我想，这就是胡秋原先生的人格魅力之所在。

　　王树人

　　(本文为作者11月26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胡秋原先生百岁年纪念会上的发言，本刊发表时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