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云蓬在北京:故去的名人看着我看不到的世界

《春天责备》 周云蓬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周云蓬说：“盲人的世界不是没有色彩的，人有一种心理上的视觉。”

　　盲人歌手周云蓬被看作“新民谣”的代表人物，主要因为他骨子里是个诗人，就算没有音符，他也终会用文字击中许多人。比如在最新出版的这本诗文集《春天责备》里面，周云蓬写道：“春天，责备上路的人。”其实他自己已经弹着琴走过千山万水，从上世纪70年代的铁西区，走到90年代的圆明园，又走过无数知名与不知名的街巷。走到牛羊下山，走到孩子回家。

　　■ 人物名片

　　周云蓬

　　歌手，诗人。1970年生于辽宁沈阳，九岁失明。1994年毕业于长春大学中文专业。发行唱片有《沉默如谜的呼吸》、《中国孩子》、《牛羊下山》，2008年获得第八届华语传媒音乐大奖“最佳民谣艺人”及“最佳作词人”奖项，2010年底最新出版诗文集《春天责备》。

　　离开铁西区大象吹口琴

　　我老家在沈阳的铁西区，小时候失明之前，我对铁西区还有点视觉上的印象：全是灰色的平房，伪满时期留下来的老房子，色调单一，或者说没什么颜色。这都是工人村，每家一小间，我家也在其中。有时候会有红色出现，比如“十一”会有一些游行、彩车什么的，平常就是灰秃秃，冶炼厂的烟囱冒着浓烟，挺呛人。虽然每天生活在难闻的味道里，我觉得也还凑合，毕竟有味道可闻———九岁那年，我彻底看不见了。上回在上海碰到韩寒，他问我“最后留在你视觉里的是什么”，我说：“动物园里的大象用鼻子吹口琴。”

　　我十几岁就决定来北京了。家乡比较淳朴，年轻人总是好奇心挺强。一个人出门对我来说不算困难，那些年各个城市还比较安静，没有现在这么多车，街上人也不多。我坐着火车来北京，出了站就跑去西直门，先试试在地铁站里卖唱。唱了一天，挣了20多块钱。我一算，一天20，一个月600，在1995年已经不少了。行，然后就去圆明园租房子。

　　我早就听说圆明园这边有个画家村，住着好多艺术家，心向往之。我一路打听过去，在福海边碰到四川诗人张建之，他帮我租了房子，每月租金八十。

　　在北京漂的人，谁想到以后会怎样呢，大家心态都差不多，过一天算一天，说不定下个月就搬走了。

　　90年代的圆明园 乡村化生活，有野趣

　　圆明园的生活基本就是穷困潦倒，这片荒凉的地方住了一两千个搞艺术的，画画的最多，因为画画这个行业的人喜欢扎堆，人们买画也方便。搞音乐的人不多，但还算圆明园里的高收入稳定职业。大家聚在一起主要是吃饭，谁家请客喝酒，一大帮人都闻风而动。喝多了就谈谈艺术，平常各忙各的生计，生存才是最迫切的问题。

　　很多有意思的人，像谢强、马条、小娟他们好像都在圆明园住过。我记得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家伙，有个小伙子总说政府在他脑袋里安了窃听器，经常找我们借几块钱，说要去中南海开会，“今年发这么大水，我找总理反映一下。”还有个专演毛主席的演员，常规造型是披件军大衣伫立在福海边指点江山。有一天他操着湖南腔对我说：“你们搞文艺工作的真不容易啊！”我感动得想哭。

　　艺术家们也经常互相拆台，谁也瞧不起谁。我邻居有个画画的，有天跟我说：“我今天看某某的画，就对他说，一看这画就觉得你有点阳痿。”正说到高兴的时候呢，被他说阳痿的某某就带了几个人打他来了。不过我觉得吧，一般真正热爱艺术的都不是坏人，我现在想起来都是有趣的人和事，没趣的记它干吗，记忆本身就会有筛选。

　　到中秋节的时候有个习俗，圆明园的艺术家都跑到公园里玩，湖边有些游览用的小船没人管，我们就偷一艘划到湖中间。我记得湖中间有几个岛，岛上还住着两个说相声的。

　　那时候福海底下全是淤泥，水不深，也就一人深吧，可以下去捞田螺。有些水性好的夏天经常去游泳，有的人饿极了想吃肉，就抓刺猬，打野兔子，拿回来烤着吃。我们这群人虽然在北京呆着，生活却是乡村化的，颇有野趣。

　　艺术家在北京 有同类，不孤独

　　当年圆明园这么多人，现在能混出来的没几个，艺术家的聚集地换来换去，也不再有那种气氛了。因为这地方离北大、清华比较近，警察把艺术家都赶跑了。我记得1995年前后办一个暂住证要一百多块钱，太贵，所以大家都办不起。警察来查的时候，房东会把我锁在屋里，窗帘一拉，造成屋里没人的假象。

　　其实我们给圆明园带来了很多经济效益，因为那些房东都是农村户口，这么多人来租房子，养活了很多房东。但是警察觉得我们是添乱，老是喝酒打架什么的，其实就跟小孩打架一样，没出过大事。有些爱好学习的艺术家还跑到北大听课，哲学、文学什么讲座都听，完了出来就拿本书坐长椅上，等着小姑娘经过，跟人家聊天。我们总结过，一般聊的无非三件事：“我是搞艺术的，流浪到北京，总有一种要死的冲动。”

　　为什么一定要搞艺术呢？曾经有工厂招我去上班，一个月100多块钱，什么事都不用干，厂子就是为了政策福利，我呆不下去就跑了。搞艺术不可能是事先为了什么，就是有种你不知道的东西，跟上瘾一样，你要知道为什么就不上瘾了。搞艺术又为什么一定要在北京呆着呢？因为没别的地方可去，中国搞艺术的都在北京，北京的乐队数量估计比全中国别的城市加起来都多。大家都在北京，会感到有同类，心里不是很孤独。

　　在街上唱的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就跑去酒吧里面唱。苏州桥那边有个餐吧，台上唱着歌，底下好多人吃着饭。这样过了一年多，我想既然靠卖唱为生，到别的城市应该也行。

　　就这样离开圆明园，走遍了整个中国。对我来说因为看不见，城市和城市的区别就在于吃的好不好，便宜不便宜，酒怎么样。比如我觉得郑州就挺好，吃饭很便宜，菜非常好吃。郑州旁边的开封也不错，开封的大排档特别牛，长得无边无际，旁边戏楼上还有唱豫剧的，票价也很低。

　　我分辨一个地方的人好不好很简单，他对你态度比较和蔼，打车的时候不拒载，不给你绕路，那就是好人。

　　各地艺术群落

　　大家都忠于自己的土壤

　　我离开圆明园之后，那里没多久就拆了。北京变成我的中转站，在别的城市晃荡几个月就会回北京再住一段。我后来住过树村、宋庄这些地方，感觉还是圆明园好，有山有水。树村就是一条街，污水横流，比较破烂，主要是周围有很多音乐学校。从年龄上看，树村也比较年轻，都是些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在玩摇滚。到宋庄的时候我已经印象不深了，因为大家都变成独门独院，互相不怎么来往，不像圆明园时代街坊邻居来回串。这个时代越来越现实了，搞艺术也一样。

　　好些人说我的音乐越来越温和了，其实温和是常态，人不可能永远愤怒，本质上我不是个性格暴躁的人，写《中国孩子》那时候也是就事论事。“新民谣”这批人就像个群落，任何时代都会有自己的艺术群落，一大拨人在地下沤了很多年，现在都冒出来了，在地上生长。其实每个人的风格都不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方水土。你看现在张悬在云南，苏阳在银川，李志在江浙一带，白水在四川，五条人他们在广东，大家都很忠于自己的土壤。

　　我觉得音乐跟人的精神家园有关系，当年很多搞重金属的音乐人，大多来自工业城市，人们天天听机器的轰鸣，自己做音乐也容易产生这种感觉。我现在每年春节都回沈阳老家，感受到的差别当然很大。工厂都没有了，商业也不发达，曾经很有风格的一个城市，现在变得模棱两可。中国多数城市都是这样，所以我现在主要住在绍兴，因为在绍兴、苏州、开封这些地方，一过去就能听到当地方言，吃特色小吃，感觉到生活的底蕴。

　　写作对我来说，是和音乐相通的表达方式。可能大家对盲人的写作容易误读，觉得你就应该写周围全是黑的，没有视觉意象，然后自己心灵坚强什么的。我写个“解开你的红肚带/洒一床雪花白”好像就不正常，但实际上盲人的世界不是没有色彩的，人有一种心理上的视觉，不然你怎么闭上眼做梦还能看见东西呢？词语就是一种心理暗示，即使你没有见过红色，我告诉你红色这个词，你也会在自己心里描摹出一种东西来。

　　北京现在变成一个大怪物，越来越不适合普通人生活，不过相对来说我觉得西边还好一点。在香山那边，我喜欢爬爬山，偷偷翻到植物园里边，一条小路拐来拐去，能找到好多名人的墓。刘天华、刘半农、梅兰芳、马连良，还有梁启超，他们都静静地呆在那里，看着我看不到的世界。

　　采写/本报记者 武云溥　摄影/本报记者 郭延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