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后裔今何在？昔日驰骋西北今日安居中原(2)

　　传说中的杨家人

　　入明后杨家确实出过一位侍郎，就是五世祖杨大本，但是他的得官应该不像按照帽子进行“自选”那么轻易。

　　记者在同为党项族后裔聚集村落的西杨什八郎走访时，向在街上闲谈的村民请教关于村子的历史。中年村民指着一位有些驼背的老者，说他对这些掌故了解得很多。这位老人穿着有些陈旧的青色中山服，带着一顶有点儿像赵本山演小品的那种经典帽子。他的牙已经不多，看得出已经阅尽了不少岁月。

　　老人介绍，“杨什八郎”的得名来源于一个传说。早在唐兀氏来此之前，相传有十八位杨姓的士兵退居此地，所以该地被称作“杨什八郎”。唐兀家本来居住在今杨什八郎。当年，杨家的居所被河水泛滥冲毁一部分，水退后各家便在自家地里建屋，于是分出了若干个杨姓村庄。

　　在元明易代之际，杨氏家族的命运可谓有惊无险。因为毕竟祖上曾给元朝服务，数代领有军衔，新的统治者究竟会不会善待他们这些与蒙古人关系密切的少数民族，这是一个关系到家族生存的问题。杨氏不但没有遭到受迫害的命运，反倒获得了新朝的好感。据老人说，在燕王扫北（也就是朱棣征伐蒙古）时，杨崇喜大力支持明军，捐献粮草达百车。所以，杨家跟迫害没沾边，还获得了功绩。

　　关于杨家祖先和新王朝的关系，老人还讲了一个有几分离奇色彩的传说。明朝皇帝下了诏书让杨家派人到京里。但是，大家都不知道凶吉祸福，最终选派了一个单身汉去，因为他没有妻室，即使有去无回也没什么牵挂。谁想，是明朝皇帝因为感念杨家的贡献，要封杨家人做官，下诏书就是要他们派人挑官做。这位面圣的杨家人撞上了好运，但他不懂官的大小，只凭着官帽花翎的好看程度来选择。结果，他挑中了侍郎，因为这顶乌纱好看。“礼部侍郎，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长呢！”说到这里，老人有点儿得意。从此，杨家有了京官，族中开始有人走上仕途，当时去京城的一路上都有杨家同族人接应照顾，族人上京，不用喝外姓人的水。但是，自从清亡进入民国以后，杨氏后人出去做官的就少了。

　　老人所说的“看帽子挑官”故事，自然经不住推敲考究，但也不是毫无根据。记者注意到，在杨家的家谱抄本中可以找出，入明后杨家确实出过一位侍郎，就是五世祖杨大本，但是他的得官应该不像按照帽子进行“自选”那么轻易。

　　大融合中的后裔们

　　对于这一支遗民存在的意义，学者认为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标本，对于研究元代之后的党项族后裔情况和民族融合历史等颇具价值。

　　关于濮阳的杨家如何从党项武夫变身为耕读传家的汉族农民，也可从《述善集》等文献中找到脉络。自从定居在杨什八郎，前几世的唐兀传人都保留了元军的军籍。但是，这个家族的后人逐渐与周边其他民族通婚并且改变血统已经是大势所趋。

　　对于这一支遗民存在的意义，学者认为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标本，对于研究元代之后的党项族后裔情况和民族融合历史等颇具价值。

　　作为西夏学的一部分，学术界对西夏后裔的寻踪一直没有断绝。不同学者根据自己的调查和找到的资料提出了诸多说法，更有李姓人证明自己为西夏皇族的后裔。除了濮阳杨氏之外，还有安徽合肥的余氏家族等被专家认定为党项族后裔。这一支的后裔，也保存着能够证明自己民族渊源的族谱。余氏的先祖也为归顺元朝的党项族人，家族中的余阙在元末对抗起义军的战争中为元“死节”，可见其对元朝的认同。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史金波和宁夏博物馆吴峰云曾到安徽考察，在合肥找到余阙的后人余章元、余国铨两位老人，并对后人聚集点进行调查。在合肥小南门外的二里桥余氏后人余华珍、余华龙兄弟处访得《余氏宗谱》，又在余君龙家访得《洪涛山余氏宗谱》。据说，在合肥和安庆的余阙后人数目多达5000。不过，近年来合肥小南门外的西夏后裔已经由于各种原因逐渐离散了。正如白滨评价余姓西夏人后裔时所说，“西夏灭亡后的党项羌族在历史变迁的长河中被融合了，由党项族姓氏改为余姓，是融入蒙古族抑或汉族，或由蒙古族而为汉族，总归作为西夏的党项羌族是不存在了”。

　　记者离开杨什八郎时，在车上眺望唐兀公碑。它静静地矗立在碑亭中，似乎在诉说一段长达六百多年的历史记忆。昔日横行西北的马上民族后裔，已变成安居于中原沃土的农民百姓。历史的惊涛骇浪，在这里化作了平静的生活溪水脉脉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