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文献“归国路”：诸多文献已刊布

　　近千年前出现的西夏文，伴随着党项族的兴衰荣辱而起落变化，明代之后黯然灭绝，成为一种“死文字”。而现代，随着西夏文献的出土和学术研究的展开，西夏文正逐渐褪去神秘光晕，成为解读西夏乃至一段中国历史的钥匙。

　　“前些年，一般认为国内懂西夏文的不超过十个人；现在，估计已超过十个人。”在北京协和医院候诊室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史金波这样告诉记者。

　　从不超过十个人到十多个人，意味着什么？史金波说，这就意味着更多的研究者能够阅读西夏文文献，比较深入地撰写西夏文论文。

　　寻访西夏文物质遗存的同时，记者走访了北京、银川等地的科研机构和大学，访问工作在西夏研究第一线的学者，了解西夏文研究的来龙去脉和发展契机。

　　薪火四代 砥砺向前

　　自1804年《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重现之后，中国学者开始研究西夏文字，张澍、罗振玉、罗福成、罗福苌等都曾在该领域筚路蓝缕。1932年，当时的北平图书馆推出了《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这期专号为这份《馆刊》的第4卷3号，汇集了聂历山、罗福成、周叔迦等中外著名学者的相关文章，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仍是中国学者了解西夏文字、佛教等的重要资料之一。

　　真正取得国际关注的研究成果是从著名西夏学专家王静如开始的。1929年，他毕业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王静如于1932年至1933年出版了《西夏研究》三辑。他的研究曾得到陈寅恪在《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夏梵藏汉合璧校释序》中赞誉。1936年，他荣获著名的法国儒莲奖。

　　从王静如开始，中国的西夏文研究者大体经过了四代人。1962年，史金波从中央民族大学语文系毕业，成为王静如招收的第一名西夏文硕士研究生。此前，白滨已开始担任王静如的学术助手。

　　在位于北京潘家园的家中，白滨讲述了初入西夏研究的情况。当时，国内有关西夏文的资料非常少，而他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利用自己的俄语优势，翻译俄文资料给王静如参考。

　　正是在这样的时期，史金波和白滨分别从当时的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找到了西夏文韵书《文海宝韵》的上下册。他们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黄振华合作，1983年出版了《文海研究》。由于西夏文字特别繁复，当时没有现成的印刷字体，只有手写影印。抄写这部书花去了白滨两年时间，也令他“歪打正着”地成了“西夏文书法家”。

　　目前，西夏文的研究者主要集中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宁夏大学西夏研究院、宁夏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兰州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中，其中以北京和银川两地为重心。

　　银川是京外的西夏研究重镇。1997年，宁夏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李范文出版了《夏汉字典》，为首部采用四角号码查字的西夏文—汉文字典。为了完成这部字典，他历尽艰辛，在荒凉的西夏王陵“闭关”多年。他遇到了拟音的困难后，最终采用了台湾著名学者、“中央研究院”院士龚煌城的拟音方案。他希望这能成为一段海峡两岸学者合作的“佳话”。记者在李范文家中，看到了他正进行的一项工作的草稿。李范文从修订《夏汉字典》后计划出版该书的精简版，保留拟音、释义、四角号码等，让更多读者能够由此进入西夏文字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