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四倍：碉楼申遗变“包袱”背后的浅薄和短视

　　碉楼申遗变“包袱”背后的浅薄和短视

　　3年前，开平碉楼与村落成为广东首个世界文化遗产，让几千万广东人欢欣鼓舞：广东终于也有“世遗”了。但谁也没料到，3年后，碉楼的保护竟成为一个沉重的包袱。如今碉楼保护的资金缺口高达2.3亿元，全部1833座碉楼中只有37座被政府托管。由于资金不足，很多碉楼的维修整治进展缓慢，无法落实(12月14日《广州日报》)。

　　面对碉楼申遗变“包袱”的尴尬，有关人士说：“我们也要提醒那些准备申遗的地方，不要把申遗当成摇钱树，一申遗就能从中大把赚钱。这种初衷本身就有问题。”只是这样的提醒就当下社会环境来说，有几个地方能听进去呢？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根据建设部的统计，目前中国有包括杭州西湖在内的35个项目正式备选申遗。更有数字显示，目前全国已有200多个项目有申遗意愿，其中列入预备申报清单的项目有60多个。根据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规定，一个国家每年最多只能申报1个项目。因此，我国完成所有项目的申报至少需要一个世纪。这样的景象只能用荒诞来形容——“中国式申遗”。可以说，“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是不难想象的。

　　与碉楼申遗变“包袱”呈现如出一辙逻辑的是“拼申遗”的后果：据《人民日报》报道，2007年，贵州荔波和云南石林、重庆武隆捆绑成功申报“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为确保申遗成功，荔波县政府因此背负了2亿多元高额债务。

　　近年来，一些地方热衷申遗，意不在保护，而是为了争取国家下拨的保护经费，也有的是为了发展当地旅游产业，把文化遗产开发成一个个旅游项目，经济利益因素是主要考虑目标。也就是说，各地之所以申遗，无非是在遵循“投入-产出”模式的结果，是单一地把遗产当成“摇钱树”的表现。尽管现实中有成功的例子，如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申遗前每年门票收入不足1000万元，申遗成功6年后这一数字已经达到7300万元。但是，不能只看到成功的一面，那些失败者更应引起反思和警醒。道理很简单，高投入并不一定带来高回报，并且，简单化处置遗产也是一种南辕北辙。

　　事实上，就在人们沉浸于遗产大国的喜悦之中时，一些世界遗产的保护与开发中屡屡出现违规现象，如颇受争议的张家界天梯事件、泰山缆车事件、都江堰建坝事件等。

　　申遗所能承载的遗产保护之重是有限的，要知道，申遗成功者毕竟是少数，倘若都“遗产”了，所谓的“遗产”也就没价值了。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更应关注那些申遗的落榜者。

　　碉楼申遗变“包袱”是浅薄的“摇钱树”逻辑下的蛋。而这给我们的启示是：世界遗产不是申请得越多越好，更不是投入得越多越好，申遗工作应更理性、更健康。

　　但愿碉楼申遗变“包袱”后的警示能让人清醒！

　　文/朱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