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学的形成：得力于徽州原始文书的发现

　　卞利，1964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主任，安徽省首批学科与技术带头人。兼任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明史学会理事、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徽学与明清区域社会经济史等，主持或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课题3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3项，主持与法国高等研究院、韩国国学振兴院及中国台湾合作课题各1项。独立撰写出版《国家与社会的冲突和整合》、《徽州民俗》、《明清徽州社会研究》、《胡宗宪评传》等著作6部，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新华文摘》、《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理论版等报刊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获安徽省人民政府和安徽省教育厅优秀人文社科成果奖多项。

徽州文书

　　主持人语

　　11月15日，徽学、敦煌学和藏学研究领域的近30位专家学者,走进安徽大学,与200余位师生一起交流“三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与心得,共商“三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大计。这是国内首次举办的“三学”高端论坛,是由《光明日报》与我校联合发起的。

　　“三学”是我国以地区、民族命名的著名学科,尽管“三学”各自的研究对象和蕴藏的内涵不同,但在理论和方法上却有着许多相同或相似的地方,无论是研究的成果积累,还是学科建设和学术影响,藏学、敦煌学和徽学都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呈现出自己的特色。与会专家学者还就“三学”之间的相互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期望能打破狭窄单一的专业食槽,借鉴跨学科、跨领域研究的经验方法,扩大“三学”的学术影响,提升学术地位,共同走向理性、繁荣的学术发展态势。

　　“徽学与地域文化”是我校“211工程”三期重点建设的特色学科之一，徽学研究中心是我校唯一一所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藏学、敦煌学研究与学科建设的成功经验，对我校的徽学研究和徽学的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与借鉴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主办这次“三学”高端论坛，就是希望藉此平台，深入挖掘徽学的学术内涵，提升徽学的学术声誉和地位，为我校“国际知名、国内一流高水平大学”的建设目标服务。

　　在这次论坛上，大家畅所欲言，并提交了不少高水准的论文。特别是卞利、曾国庆和张铭心先生的精彩演讲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以飨读者。

　　徽州地处皖、浙、赣三省交界之地的山区，其所统辖的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和绩溪等六县行政格局，自唐代中叶的歙州时期即已形成，并一直延续至近代。

　　近千年来，相对完整的行政格局和稳定的社会秩序，使得这里虽历经多次改朝换代和内部动荡，但除了极少数兵燹之外，历代战火较少波及。为躲避战乱从北方中原地区迁徙至徽州山区的士家大族，在经过东晋南朝、唐末五代和两宋之交三次大规模移民高峰之后，逐渐融入当地社会，并与土著居民山越人一道，共同开发着相对较为落后的徽州山区。

　　徽州山区虽然封闭，但与外界保持着较好的经济联系，茶叶、木材源源不断地外运，南宋以降徽商的异军突起，新安理学的不断强化，“东南邹鲁”美誉的盛传，以及宗族控制的加强，无不显示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诸多典型的特征。对历史上特别是明清时期徽州整体历史文化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经济、文化和社会的解剖。由此而形成的徽学，表面上看似地方史研究，其实早已超越了地方史的空间界限，成为一种整体史架构内的区域史研究。

　　徽学研究肇始于20世纪三十年代，初步发展于20世纪五十年代，形成于20世纪八十年代中叶。因此，与敦煌学和藏学相比，徽学尚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围绕徽学的学术内涵、学科性质、学术价值和研究方法以及学科体系的建构，也还存在不少的争议和分歧。

　　“徽学”的来龙去脉

　　“徽学”作为一个复合名词，产生较早，但它与我们所指的作为专门学科和研究领域的“徽学”的涵义相去甚远。元代，“徽学”曾经被作为“徽州府儒学”的简称。清代，“徽学”又被作为徽州地域学术流派——“新安理学”的代名词。

　　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和学术研究领域，“徽学”最早可溯源至20世纪三十年代。1932年，黄宾虹在致许承尧的一封信函中率先提出了“徽学”的概念。此后，致力于家乡文献、文化和书画、篆刻艺术抢救与整理的两位徽州乡贤——黄宾虹和许承尧在通信中，又分别提出了“歙学”和“宣歙国学”的概念，而许承尧所指的“歙”并非指“歙县”，而是指唐宋之“歙州”，故“歙学”实际上指的是“徽学”。

　　客观地说，黄宾虹所说的“徽学”，实际上还仅仅指的是徽州的地方史研究，与我们今天所称的“徽学”的内涵还有很大距离。不过，自那以后，随着富有特色的徽州庄仆制、徽商和徽州宗族与族谱研究的不断深入，现代意义上的“徽学”才逐渐进入学者的视野。

　　正如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创始人傅衣凌所指出，他对徽州的研究并不是立足于徽州地方史的探讨，而是通过徽州伴当和世仆的研究，探索中国的奴隶制度史；对徽商的研究，则是基于为中国经济史开辟一个新天地。也就是说，徽学的研究对中国历史的意义，对充实和完善中国奴隶制度史、中国经济史以及中国社会史等领域，已经远远突破了徽州地方史的界域，而成为整体中国史研究的一部分。傅衣凌敏锐地预见到，“徽州研究正形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活跃在我国的史学论坛之上。（傅衣凌《徽州社会经济史译文集·序言》，黄山书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