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科层化”：互联网在政治传播中的最大功能

　　作为20世纪的重大发明，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社会，也带来了政治学研究的革命。举凡政治选举、国家安全、公共服务、言论自由、隐私保护、公民参与、官僚机构、政治开放等民主政治的方方面面，都因互联网的出现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国外学者从网络空间的社会方法论基础、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方法、虚拟现实的政治学影响以及网络社会的权力转移、数字民主、电子政府、政治控制等方面对网络政治进行了多维度的研究。

　　互联网的出现使科层体制下的“传播失灵”现象得到了一定的改善。换句话说，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科层制的传播困境，其最大的功能即体现为“去科层化”。

　　与传统媒体一样，互联网也是作为一种信息传播工具出现并发挥其在政治传播中的作用的。但比之传统媒体，其在政治传播当中的功能是无可替代的。互联网较之传统媒体具有成本低廉、辐射广泛的优势，它与传统媒体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受到科层体制的规制最小，其独立性较之传统媒体更高。因而更能够突破科层制的封锁和垄断，呈现真实而多样的信息。互联网所长正是传统媒体所短。作为政治传播中的一种工具选项，传统媒体在一级政府一级媒体的设置下，从产权到组织到人事都被整合进传统科层体制，传统媒体因此是作为一种组织传播的工具出现的，其信息收集功能就十分有限。传统媒体与政治科层的关系如图1所示：

　　在政治科层的控制下，传统媒体与政府“职责同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媒体的信息流为科层权力所控，其在政治体系内的沟通功能十分有限。媒体为科层体制所控制，无法提供独立的信息。互联网出现以后，这种科层制垄断信息的局面被打破。网络空间相对较高的速度与流动性，改变了信息场域的博弈结构，权力机构——如政府、公司或主流媒介的权威地位正在弱化。较之传统媒体，互联网增加了民主参与或者弱势群体的力量，这归根结底取决于其技术特征上的不可完全控制性。互联网传播的一些基础性架构和技术特性，如TCP/IP协议，使得互联网成了一个高度灵活的、去中心化的媒介。

　　较之于传统媒介，互联网也更加难以监管。过去，国家对新媒介的诞生主要是通过制定政策和监管手段来管制的，在西方国家主要通过经济手段来决定媒介进入的门槛，如对电视的监管即是如此。但这样的监管对全球化时代出现的互联网难以奏效：每一个网站都可以成为一家媒体，其数量庞大，创办成本低廉，因而难以监管。中国现有的电视台、报纸加起来不过几千家，但互联网网站动辄以百万计，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无法完成监管工作。正如迈克尔·弗鲁姆金(Michael Froomkin)所说：“由于缺少全面监控、屏幕信息获取或处理器监视，大多数政府仍然不能有效地监视人们使用网上空间。”由于互联网的出现，政治信息传播系统中的各级把关人的作用“虚化”，老百姓甚至可以通过互联网直接将自己的问题呈现给总理，而不用经过中间各级官员的过滤。上级政府也不用通过下级政府的汇报或代理就能够得到民间原生态的信息。民意与高层之间的互动互达更为通畅。当传统媒体几近失语，仅有的传统表达渠道受阻之时，正是基于互联网的新媒体打破了僵局——市民通过网络论坛、电子邮件、QQ 群等各种方式，传播和讨论与其利益切身相关的事务，最终促成问题的解决。正是互联网创建的互动平台为公众参与利益博弈提供了可能性。实际上，目前我国几乎每一起有影响力的群体性事件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互联网的巨大作用，它们无不遵循这样一个模式：网络把民意汇聚起来，并传达到政府高层，在高层政府关注和干预下，事件得到解决，地方政府责任人受到处理。在这些“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笔者无意高估民意的作用，但互联网能够将民意传达到更高级别的政府，进而引发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问责，却是不可否认的现实。

　　从组织社会学的角度看，互联网的作用不仅在于扩大了舆论的范围和影响力，扩大了公众的参与，其更为重要的功能在于通过这种影响改变了政治组织体系内部的沟通格局，减少了信息机会主义。由于有了互联网，政府与政府、层级与层级间的关系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互联网的出现成为政府与政府关系、政府与政府沟通的一面镜子，上面的政策有没有落实，地方政府的政绩如何，可以通过网络民意呈现出来。换言之，由于有了网络媒体，各级政府之间的“可互相观察性”得到了改善和提高，中央政府的政策效果的“能见度”也得以增强，政府间的沟通更具有透明性。这也使得低层级政府(与百姓打交道的政府和执行政策的政府)和高层级政府(管理政府的政府和决策的政府)，即决策监督型政府和反馈执行型政府之间的可观察性大大提高。它们之间不再是一种金字塔形的等级关系，而是一种可以互相“看得见”的网络关系。这是互联网给中国政治传播带来的最大变化。这种变化如图2所示：

　　各级政府之间“能见度”的增加为中央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了信息基础。由于互联网的出现，地方政府被置于中央政府更为严格的监督之下，其执行政策的效果如何，更容易被观察到。这对于中国政治治理的改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则改变了科层组织内部的沟通状况。政府与政府之间、政府与民意之间的可视化程度增强。“联通底层与高层，绕过中间层”成为互联网“去科层化”功能的最为突出的体现。

　　此外，由于有了互联网，不同级别的政府部门(条与条之间，块与块之间)也更多使用互联网进行办公或进行内部沟通，这也大大改善了政府科层内部的信息沟通，同样也使不同级别的政府之间的可观察性大大提高。这即是基于互联网技术的现代电子政务带来的政治沟通革命。安妮·多娜伦(Aanne Donnellon)等研究者都认为，政府的电子政务能够使等级森严的科层结构“扁平化”。的确，互联网的出现不仅拆除了政治科层与民意之间的沟通障碍，也拆除了政治科层之间的沟通障碍，对于特定科层组织的内部沟通也带来了重大改善。

　　(作者：潘祥辉 单位：浙江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