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剧探讨影视剧文学性:娱乐至上还是以文学为情怀

　　娱乐至上，还是以文学为情怀？

　　——全国编剧大腕齐聚“塘栖雅集”观察之二

　　初冬时节，刘恒、朱苏进、高满堂、王海鸰、王宛平、张永琛等近40多位国内一线影视编剧齐聚杭州，在“第二届(2010)中国影视编剧塘栖雅集”上，就“影视剧的文学性”展开了热烈讨论——

　　刘恒：我们的存在就是文学的存在

　　“我也是奔60的人了，想说一些真诚的话。影视作品需要文学性吗？这个问题就如同‘食品需要营养吗’一样无需怀疑，我个人认为，影视和文学从来就是不可分割的，而且影视就是文学的一部分！”在编剧论坛上，以电影《集结号》、《菊豆》、《秋菊打官司》等闻名的编导刘恒的发言单刀直入，表示将影视剧本和文学割裂开来是非常荒谬的，他说：“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有一个要到达彼岸的问题。那么坐船和走桥有区别吗？桥贬低船，或者船贬低桥都是荒谬的。我们的价值，就是要用我们的笔表达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刘恒强调，影视作品中最重要、真正有价值的力量是编剧的创新，而非金钱或虚名。“影视剧创作是理想与现实、个性与社会政治生态的各种平衡，保持好的人多半容易取得成功。如果我们怀有梦想的话，我们的存在，就是文学的存在。”

　　高满堂：要体验生活，娱乐致死之风当刹

　　以《闯关东》、《大工匠》、《北风那个吹》等电视剧轰动的编剧高满堂同样坚信影视作品需要且依赖于文学性，而最重要的是原创性。他说：“中国影视剧院的原创性正在消失，模仿致死、娱乐致死，娱乐得有点过头了，有点醉生梦死了，太不像话！”他直斥电影《嘻游记》故意篡改经典名字的不良之举。“有一位哲人说过，一个以娱乐至上的民族是最容易被征服的民族，我呼吁我们的影视剧创作应多一份责任，多一份正义。我们所写的剧本是拍给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看的，起码不能把历史给混乱了，不能把社会价值观给颠覆了。”他呼吁影视编剧一定要抽时间走出去，去接触社会，体验生活。

　　著名编剧王宛平说：“一个真正的作者一定想写新鲜的，重复自己一定不快乐。要坚持自己，不能迎合低俗。一个编剧真需要有灵魂的高度感，对人有引领的作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令人沮丧的东西，但文学作品应有美好向上的东西，这也是编剧的一个职责。”

　　庄宇新：将“恶搞”进行到底

　　在这些资深名编中，叶广芩显得有些另类，她编出了带有“老舍味道”的电视剧版《茶馆》，私下却每每被那些荒诞嘻哈的东西所吸引，她说：“生活很累，轻松荒诞给人顺其自然的快乐，我觉得还应该多一点。”她认为，文学性最理想的状态就是雅俗共赏。

　　以电视剧《都是爱情惹的祸》成名的青年编剧庄宇新的发言则更新锐，他毫不讳言说到了“恶搞”这个话题：“对于恶搞的声讨，我觉得很莫名其妙。刚恶搞了这么一小下就有问题了，就不让搞了，这个不仅我们40岁的人接受不了，年轻人更接受不了。如果你们接触一下‘网络一代’的恶搞情结，我觉得不但不够，还应该大胆地搞，我们的口号就是‘将恶搞进行到底’。这是一种文化、一种势力、一种观众的要求，应该给予满足。周星驰的《大话西游》等都是经典的恶搞。《西游记》在它产生的那个年代也可视为一种恶搞。不能否认恶搞也是一个流派，代表人类的精神。不能因为有劣质的恶搞作品，就否定了伟大的恶搞精神。”

　　张永琛：编剧要参与制作过程

　　以电视剧《京华烟云》、《像雾像雨又像风》等剧本著名的编剧张永琛说：“在电视剧的生产过程中，编剧的地位很低，虽然大家都知道剧本是一剧之本，但本子一旦被买断，编剧的话语权也就被剥夺了。一个剧本，本来它的文学性可以打八十分，但经过审查部门、投资方、导演等方面过滤，再经过市场打磨之后，也就剩下五、六十分了。谁都可以对剧本说三道四，有的剧本经过后期制作的改来改去，改得原创作者都不认识了。美国好莱坞有编剧电影的概念，我们能不能提出编剧电视剧、作家电视剧的概念，就是让编剧以监制的身份参与电视剧制作的过程，这样做可以保证电视剧的艺术性。”

　　记者手记：

　　编剧如何面对诱惑　　

　　影视作品要不要文学性？本来是不需要讨论的。从根本上来说，电影也好，电视剧也好，都属于戏剧的范畴，都是大学中文系必学的课程之一，是文学的一个门类，当然要有文学性。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话题，并且有那么多全国一线编剧大腕坐在一起认真地讨论两天，其实是针对目前影视作品中太多的粗制滥造和为娱乐而娱乐的现象所展开的。

　　不无巧合的是，与编剧会差不多的时间，代表中国文学的最高奖——鲁迅文学奖颁奖也在浙江举行，因为一位官员诗人的获奖，因为那位诗人的诗作颇为“打油”，于是有人断言：文学已经开始走向娱乐了。那么，作为受众更为直接、更为广泛的影视作品，娱乐到底应该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在年轻人更喜欢在网络上“恶搞”的今天，影视作品如何才能既坚持一定的思想性又能赢得更多各层次观众的喜爱？

　　其实，中国的影视编剧大多是从诗歌、小说、散文等纯文学写作转行过来的，转行的原因多种多样，但谁也不能回避的共同目的就是能挣“大钱”。与文学书籍的出版相比，影视作品的生产制作需要动辄上千万，甚至上亿元的投资，其中作为一剧之本的编剧至关重要，能挣“大钱”也是影视这种商品的属性所决定的，因而对作家的诱惑也是巨大的。那么，究竟什么样的作品能够获得制作方的青睐？怎样写才能卖出好价钱？这时，编剧所要面对和考虑的问题，就无法像写小说、散文时那么单纯，那么安静了。加上影视圈的混乱，种种挤压、折磨之下，编剧们便难免浮躁，难免急功近利，难免粗制滥造，更何谈社会责任感、人生理想与文学情怀！除了这些功成名就的一线编剧大腕之外，在影视编剧这个圈子里混和准备往里混的人不知还有多少，在巨大利益的驱动之下，一些跟风、模仿的伪劣作品便“应运而生”。

　　在此次“塘栖雅集”编剧研讨会上，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司长李京盛建议，编剧们要多把注意力放在作品思想内涵方面，希望编剧能在作品的思想性和娱乐性之间寻找平衡。他说：“近一年来，中国影视剧编剧的社会影响力在明显提升。以前编剧们碰在一起说起的话题大多就是维权、讨薪、写什么、怎样才能被购买等。但除了这些问题外，大家可以趁着影响力提升的同时，考虑一些抽象思维的问题，例如一些自己内心真正关注但被社会冷落的话题。中国影视剧到底是给老百姓解乏的还是解惑的？也就是思想性还是娱乐性的问题，这是编剧要考虑的。”李京盛呼吁编剧们要趁这个良好的时机，发挥创作的引领作用。

　　其实，编剧究竟要写什么？怎么写？编剧们心里全都门清，大话谁都会说，但真正站在良知与利益的天平上，如何选择？才是你们要面临的最大考验。正如刘恒所说：“写作者，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自己个人的人生，通过写作一系列作品来完成自己人生这个作品。”

　　记者 张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