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子弹飞》是一锅乱炖 把精英与大众关系漫画化

　　《让子弹飞》是一锅乱炖

　　姜文的影片《让子弹飞》融合了西部片、喜剧片、枪战片等多种类型片元素，在后现代式的杂耍下面，预设了两种效果：一是它不再拘泥于具体的历史真实，可以最大限度地自由出入不同的历史语境；二是它借助类型片之间的风格冲突，营造了一种反讽氛围。实际上，这种乱炖的局面，更适合于姜文这种想法很多的导演。

　　姜文喜欢在一部电影里塞进各式各样的想法，所以看他的影片要跟上速度。姜文任着自己的性子，走得较为极端，是他上一部电影《太阳照常升起》，他讲了三个不同的故事，又试图把三个故事捏在一起，问题出在这三个故事本身却拥有各自独立的内涵，片段与片段之间形成不了有机的联系，因此，这部影片在观影反响上遭遇滑铁卢，它最终只对姜文自己有意义。

　　《让子弹飞》在内容上定位于商业片，事先就规避了姜文个人化的选择。但姜文是一位个人意志力很强的导演，他不甘于被身外的势力所掌控，更不会完全屈身于市场的逻辑，当影片的商业化噱头展示得已经足够，开始寻找主题归宿的时候，姜文回到了个人的主张上，他要在北洋时期鹅城这个假定的乱世里，实施一个姜文版的社会正义设计。悲壮的英雄主义情怀难以掩饰地登场了。

　　姜文是一个懂电影的人。他知道什么样的文本包含着一个敞口的故事，《让子弹飞》有一个《钦差大臣》式的戏剧开场。土匪张麻子劫获了赴任途中的鹅城县长马邦德，由于分文未获，于是决定假扮成马邦德，与城中的豪绅恶霸黄四郎开始了一系列的斗法。

　　这部影片在故事起点上是一个中国版《佐罗》，张麻子就是佐罗，但姜文不想把它拍成完全的搞笑片。“土匪”作为艺术的符号，和《教父》中黑手党一样，被影片高度地诗意化，当官方的社会裁判系统失效后，“土匪”就取代了它的身份。为了使这个艺术空间里的“土匪”更具执政的合法身份，姜文给张麻子追补了一个官方的出身——蔡锷将军手枪队队长，他还为这些变身的执法者设计了一套人格的细节：戴眼镜——知识分子化、听莫扎特的音乐——体现高素质、教育自己的干儿子做读书人——掌握先进的文化。掠财不是他们的目的，打土豪，分田地，铲除邪恶势力，解放城里的受苦人，才是他们行动的最高纲领。通过上述的思想理念，我们可以看出上个世纪60年代出生的姜文所受的时代教育。姜文饰演的张麻子在执政的第一天，宣布他的施政纲领，是连说了三遍的抽象的词儿“公平”。而如何体现这一“公平”，姜文想得很简单：被黄四郎操纵的店小二指控老六吃了两碗凉粉，只给了一碗的钱，为了证明清白，老六用刀剖开自己肚子。这种以命相抵的方式，虽然很血性，但不具备现实的操作性——为区区一碗凉粉，我们有多少条豪情万丈的生命备用等待？

　　影片结尾革命成功后，有一段张麻子与黄四郎的二人对话，黄四郎问张麻子，何必要发动如此毁灭性的社会革命，把自己掌握的财富，转移到他的手里不就完成了吗？张麻子是这样回答的：“钱对我不重要，你对我也不重要，你没有了，对我很重要。”姜文把解决社会不公平矛盾的方法，设计成让非法的财富占有者身体消失。他把社会不公平的障碍，归罪于某一类人所致，他没有看到人性中的贪婪。影片有一处细节，“分田分地正忙”的人群中跑来一个裸身的汉子，从革命领导者张麻子的身下要走了分配给他的那把椅子——农民阶级身上的自私性暴露无遗。以暴力的手段，完成财富的循环式再分配，只能摧毁社会的基础，它不会给人类带来更大的进步。这是现代社会已经抛弃的曲折的正义设计。

　　姜文的社会设计的同时，特殊强调了精英的苦楚。他在张麻子身上演绎了一出精英与大众关系的寓言。他把精英与大众的关系完全漫画化了。当张麻子砍下假黄四郎的人头后，城里的穷苦人误以为黄四郎已死，这才加入举义的队伍。

　　姜文给张麻子追加的精英意识，使这个人物形象显得格外凄清、柔美而动人。革命成功后，从前的弟兄不愿跟着大哥重回山林，他们携带自己的女人，计划到上海浦东生活。

　　怕孤独，你就一起去浦东。一个曾经的独辟蹊径的英雄，能够抗拒高处的寒冷吗？

　　□主笔/李保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