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一个普通人的选择：记录校长遇害真相(3)

　　“她们自己会受良心的责备的”

　　卞仲耘死后，按照当时的规定，这样的“黑帮分子”的骨灰是不能进八宝山公墓的。王晶垚和孩子们只能偷偷地在家里为她布置一个秘密灵堂。

　　1978年，北京市正式给卞仲耘平反，在八宝山举行了追悼会。这封匿名唁函和平反决定一起，在追悼会上向800多名与会者分送。当然，那时它已不再是“匿名”了。

　　张静芬最终是如何被找出来的呢？

　　学校一开始曾怀疑另有其人。“我那时听说他们认为信是一个姓陈的老师写的，我心里觉得好笑。”张静芬回忆说，“他当时还在挨整呢！他哪有这个胆量？”

　　从信的笔迹上看，大家认不出是谁写的。后来，学校找来了管人事的干部，人事干部看到了信封，一下子认出，“这是张静芬的字嘛！”

　　“在信封我没有写‘怪字’，我觉得如果信封上也写‘怪字’，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不会让人觉得奇怪吗？反而就把这信给抄走了。”张静芬承认。

　　这位当时30多岁的女教师，一边戴手套掩盖自己的指纹、用左手写信以防暴露笔迹，一边却又在信封上留下自己的真实笔体——她真不知道，她曾经跟怎样巨大的危险擦身而过。

　　所幸，1970年代初期，文革还没有结束，但是一些冤案错案已经开始在内部平反了。张静芬的“暴露”才没有给她带来灭顶之灾。

　　“我真不知道她当时是这样写的信，这简直人命攸关！”张静芬的老伴说。“你如果知道，会阻止她写吗？”“至少也得伪装得好一点啊！”

　　“我是觉得我只有写了这信心里才安一些。做了我应该做的事。”张静芬说，“她与我没有什么私交，也没有特别有恩于我。但是她是我多年的领导和同事，我应该有这种同情心，有这种辨别是非的能力。记得当年给学生讲过文天祥《正气歌》：‘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就是这个意思。”

　　这么多年，张静芬一直以她的学校为荣。“我觉得我们学校的一个高中毕业生，可以等于一个大学毕业生。毕业以后做文科做理工科的工作，任何工作都能拿得起来。我可以自豪地说这句话。”

　　张静芬记得，有一年，当国家说需要地质方面的人才时，她们学校毕业的学生几乎有一半都报名地质专业的院校。“她们多么地爱国啊！”

　　但是，这样爱国的优秀女生，为什么到了文革中会爆发出那样野蛮残忍的兽性？

　　“我也觉得莫名其妙。”张静芬没法理解，在那种非此即彼的革命原则教育下长大的少女们，从革命者到害人者，转变得如此轻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