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个女留学生金雅妹

　　金雅妹——不愧为中国第一个女留学生

　　金雅妹不仅是近代中国第一位女留学生，而且被同时代的《纽约时报》称为“一位典型的中国进步女性”、“当世最古老帝国中的新女性”、“当今世界最杰出的女性之一”。

　　金雅妹(1864-1934)，1864年出生于浙江宁波，父亲是当地基督教会的牧师。在她两三岁的时候，父母双双死于一场瘟疫。之后，来自美国的长老会传教士麦加梯医生夫妇收养了她，金雅妹便跟随养父母辗转到了日本生活，后来又到了美国，开始传奇人生。

　　1881年，17岁的金雅妹考入纽约女子医科大学。1885年，她以第一名的成绩在该校毕业，获得医学学士学位。接着，她又在美国继续了三年研究生的学习，并在这期间到很多地方的医院实习、工作，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实际经验。可贵的是，她不仅注重实践，而且注重理论积累和技术提升，对显微镜的医学运用很有研究。1887年，她相继在《医学杂志》等权威刊物上发表了《显微镜照相机能的研究》、《论照相显微术对有机体组织的作用》等论文。在完成三年研究生学习之后，她成为了一名医生。由于金雅妹无论是理论或实践方面都比较出色，所以美国多家医院向她抛出了橄榄枝，但都被她一一谢绝了。用她的话说，她一直坚信自己的事业是在中国。

　　季羡林先生曾经说过:“对于中国的近代化来说，留学生可以比作报春鸟，比作普罗米修斯，他们的功绩是永存的。”而金雅妹就是这早早飞回祖国的一只“报春鸟”。

　　1888年，在中国已举目无亲的金雅妹回到祖国，开始是在福建厦门从事医务工作，后来也曾在成都、上海等地为病人提供医疗服务，期间还曾到过日本和美国的夏威夷等地行医。由于健康原因，她一度在美国居住。1894年，30岁的金雅妹与一位名叫达·西瓦尔的西班牙籍的葡萄牙音乐家、语言学家结婚，之后生有一子。但是两人的感情生活只维持了10年，便于1904年离异，孩子则不幸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金雅妹在美国期间与社会各界有广泛交往，经常应邀出席各种集会，或发表讲演。金雅妹的讲演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同样具有吸引力的还有她的着装。金雅妹不穿西服，而是喜欢着中式服装。她总爱在发鬓上别一朵鲜花，比如大丽花、菊花等等。在不同的场合，金雅妹所佩戴的鲜花都与她所穿着的衣服搭配得非常协调。因为许多鲜花具有一定的季节性，换而言之有些鲜花在某些季节很多，在其他季节非常稀有，所以人们猜测，她是根据能够采摘到的鲜花来选择着装的。

　　金雅妹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曾说:“在中国，我们受到这样的教导，即任何一件事如果可以以十分艺术的方式去完成的话，就要尽力那样去做，而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尝试这样打扮的原因。”她的话让一些美国人不禁开始反思他们所习惯的西方式的生活缺乏了一些艺术感。

　　金雅妹一生钟爱东方的艺术，虽然她在美国生活了很久，也游历过欧洲，但却并不崇拜西方的艺术。在她晚年的时候还向人坦言:欧洲艺术“缺少灵感、细腻和爱，欧洲艺术家不能够全神贯注在自然美中融化自己，他们要用自己的作品控制和强奸大自然”。

　　1905年，金雅妹再次回到祖国行医，之后来到天津，受聘为北洋女医院(也称作女医局)的首任院长。1907年，她又应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的邀请，主持兴办医科学校即北洋女医学堂(北洋女医院附属医学堂，又称长芦女医学堂)，为培养初级女医护人员出力。

　　金雅妹对于天津的医疗卫生事业贡献良多，涉足的领域很广，比如筹办红十字会、管理育婴所等等。然而，最为人们所称道的是她将很多精力都放在了女医学堂的兴办和发展上。在她看来，在中国培养护士是一项迫不及待的工作。金雅妹觉得，中国人很需要具有和西方世界的人们一样的知识，而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和医学以及公共卫生相关的内容。中国婴儿的死亡率很高，一般来说达到50%，到北洋女医院去的很多母亲都曾经失去过自己心爱的孩子。这些孩子的夭折大多都是由于基本的医疗卫生知识的缺乏，而女医学堂就是要培养护士去传授这些知识和技能，从而减少婴孩的死亡。其次，她也希望通过大批的护士去引导国人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此外，金雅妹也注意到，中国的女性对男医生心存厌恶，有一种抵触情绪。这是因为中国女性大多受传统礼教束缚，观念保守，恪守“男女授受不亲”的信条，不想与男医生有任何身体的接触，而女护士基本上可以避免和解决这个问题。金雅妹还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所以在接受纽约记者采访时特别强调:“只有教育可以将中国人从那些错误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通过我们的护士、我们这些与公共机构有关联的人(事实上我们正在那里努力)，希望可以带去最有用的信息。”

　　金雅妹为北洋女医学堂的健康成长付出很多心血。该学堂学制两年，分产科、看护两科，讲授内容为通用药理、卫生、种痘等。金雅妹亲自为学生授课，教材选用外国编写者，培养方法、护理操作规程甚至护士服装都仿效西方，力求规范正规。但以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客观条件而言，要想开设一些和西方同样的课程是有一定的困难的。有些在西方医学院很容易开设的课程，在中国还是禁区。故而北洋女医学堂就不能够提供完整的医学课程，因为这需要学习解剖，可解剖不仅得不到中国当局的允许，而且遇到传统的偏见阻碍。一些到过中国的欧洲或美国医生试图进行解剖，但事实证明民众并不予以支持，甚至不再信任他们的医术了。她对外国记者解释道:“几乎所有女孩都只是培训为外科医生助手和护士，我们并没进行解剖。因为对中国人而言，人死后要留全尸，用刀切割尸体的想法，即使为了有用的目的都是令人反感的。”不过对于未来她是充满希望的，因此断言:“我确信……(解剖)这项工作将会进行，到时候我们可以帮助中国从黑暗的困境中走出来。”

　　尽管受到种种局限，北洋女医学堂还是艰难地开启了天津医疗护理教育之先河，金雅妹也成为了那个时期最负盛名的女大夫。

　　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海关停付女医院和医学堂经费，由津门士绅严范孙等人组成董事会接办女医院及附属医学堂，同时接受社会赞助，使二者得以维持。同年，金雅妹辞去女医院院长与女医学堂堂长职务。金雅妹辞职离津后定居北京，继续献身于医疗工作，致力于培养医护人才并积极参与慈善事业。

　　捷克著名的汉学家雅罗斯拉夫·普实克(1906-1980)于1932年来中国游历考察，在北平结识了金雅妹。金雅妹收留了这个年轻人，而他也见证了她生命最后一两年中的光景。普实克在他的《中国——我的姐妹》一书中多次提到了待他“像妈妈”的金雅妹，并尊称她为“老太太”。

　　晚年的金雅妹爱好美食，她家的晚餐“久负盛名”，尤其是菊花汤，更是令人赞不绝口。“这种汤是她当着客人的面用小木炭炉子煮的”。跟随着金雅妹，普实克品尝到了许多中国美食，像味道纯正的鸡、香气四溢的涮羊肉、举世无双的北京烤鸭、炖得烂熟的老汁羊肉等等。金雅妹买各式各样好吃的东西和食材回家，炮制出各式美食。她甚至从天津买来咸虾、咸鱼，用糖色、葡萄和杏仁干炖，再配上“颜色鲜红”的绍兴米酒，让普实克不禁感赞此酒“比我们欧洲的蜜酒好喝”。

　　金雅妹还特别喜欢戏剧，她常常请北京街头的流浪艺人到家里演戏。不过这位从小受外国教育的老太太对于唱词过多的戏听不太明白，所以比较喜欢听道白多一点的剧目。有贵客到访时，她还会请人来演皮影戏。

　　金雅妹早年就患有肺炎，1934年她因病情恶化在协和医院逝世，享年70岁。临终之际，她将一生积蓄全部捐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她生前曾经表达过这样的心愿，就是希望死后被葬在海淀的农场里。她说:“(在那里)我的骨灰会与土壤混合，待到他们在我坟头拍成的那堆泥土瓦解，我将成为土壤，肥沃的土壤。”如她所愿，她最后被安葬在了那片土地上，“那里很安静，在那片令人愉快的，周围有小小树丛的洼地里可以睡得很甜美，从树顶望去还可以看到西山的轮廓”。

　　北京协和医院一位英籍医生在悼念金雅妹的文章中是这样评价她的:“她是一位经历了如此之多的痛苦和不幸的女性，孤身一人却从不因此挫伤锐气或表现出无奈。这个世界对她过去似太无情，更为重要的是，她竟因而为这个国家的孩子和工人的利益做了很多工作，直到生命的尽头。”在充满不幸与纷扰的世界中，金雅妹演绎出精彩人生，也赢得人们的尊敬和爱戴。

　　侯杰 谢晓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