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在上海的几处寓所：地点选择注意安全

　　夏衍在上海的几处寓所

　　作为一个文学家，夏衍一生笔耕不辍，创作了《包身工》、《法西斯细菌》、《上海屋檐下》等大量的文学作品；作为一个革命家，夏衍意志坚定，智慧超人，就从他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对住所的选择上，可以看到他做事的不同凡响。

　　1927年，夏衍从日本回到上海，先暂住在好友蔡叔厚的绍敦电机公司的楼上。这是一家坐落在吴淞路有恒路口的电机修理公司，电机修理的招牌具有很好的隐蔽性，从事革命工作不易暴露；老板蔡叔厚又倾向革命，与夏衍是浙江甲种工业学校的同学，意气相投。虽然大革命失败，上海一片血雨腥风，但夏衍住在这里还是很安全。和他一起住在公司楼上的还有共产党人张秋人和杨贤江两家。

　　不久，留在东京求学的女友蔡淑馨难耐相思之苦，也回到了上海。但他们的婚礼，一直到1930年的暮春才在上海举行。当时，夏衍已经30岁了。关于夏衍的晚婚，先是因为求学在外，后是生活动荡，找不到一所合适的房子。据夏衍的儿子沈旦华介绍，夏衍对居所是很讲究的。他是一个地下工作者，随时都有性命之虞，他希望找一所安全的房子，能在危急时刻给妻子和家人有一个生命的保障。他在上海找的第一个独立的居所是虹口塘山路业广里42号。它的隔壁是姑妈家的房子。两家之间，在亭子间的壁橱里设计了一道暗门，一旦大门被堵，还能够从暗门逃走。1930年初，他搬到这里，和蔡淑馨喜结良缘，还诞生了他们的女儿沈宁。此时的夏衍已经秘密地成为中共左翼运动的干将，公开的身份则是学者、翻译家。

　　凇沪战争结束后，夏衍又从业广里搬到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普益里38号。普益里，这幢一开间半的二楼弄堂房子，是蔡叔厚介绍的，“顶费”花了250元，在当时不算太贵，而这所房子的好处，在于有前门和后门，房子的门牌在爱文义路，而另有一个后门在麦特赫斯特路。万一有事，可以从后门溜走。正因为有这个好处，夏衍的住所还成了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文化委员会成员碰头的地方，成了夏衍与周扬、钱杏村、杜国庠、田汉、瞿秋白等人交流工作的安全场所。所以，夏衍在《懒寻旧梦录》里说:“虽非狡兔，却有了三穴。”在这里，夏衍又迎来了儿子沈旦华。

　　抗战胜利之后，夏衍的夫人和子女由重庆回到久别的上海，夏衍寻找的房子是静安寺路重华新村59A幢，与历史学家胡绳一家合住。这里同样有两个出口，前门出口在南京西路，路口有梅龙镇酒家和大夏大学，后门出去穿过一个窄门能与静安别墅相连。夏衍安顿好家属，受党的委派，不久离开上海，辗转香港、新加坡，办进步报纸，写专栏政论，编电影剧本，还宣传新政权的政策方针，直到1949年，他随大军南下接管上海，才又见到妻子儿女。这次探望还很具戏剧性，5月27日下午4点左右，他处理完有关事务，就叫了一辆吉普车，穿着军装，佩着手枪，匆匆赶回一别三年的重华新村。弄堂里的所有居民都用惊奇的目光注视他，因为入城大军全露宿街头，怎么这个军官单独走进了老百姓的家？走进家门，妻子也大吃一惊，那个书生丈夫怎么变成了军人？当他回到“文管会”，负责保卫的人认为这是一次“冒险”，马上向上汇报，给夏衍配备了警卫和专车，他俨然成了一个被保护的“目标”。夏衍虽然浑身不自在，但此时的他不再是上海滩上的自由撰稿人了。到1950年，他们一家搬到了安亭路41号。

　　夏衍对居处环境的讲究，是要适应复杂的斗争形势，这也是他在白色恐怖下从事革命工作多年而没有蹲过国民党监狱的一个原因。

　　杨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