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夫妇在昆明：自己设计住宅

　　梁思成夫妇在昆明

　　七七事变后，梁思成一家离开古都，1938年1月抵达昆明，借住在盘龙江边巡津街9号一所名叫“止园”的宅院内，此后一直到1940年11月，他们与营造学社的同仁在昆明居住和工作了近三年时间。

　　由于旅途劳累，林徽因感染了肺炎，梁思成旧病复发，昆明虽然气候宜人，但梁思成夫妇却心力交瘁。当时，美国的大学和博物馆聘请他们赴美工作和治病，梁思成婉言谢绝道:“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假如我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不久，北平的一批志同道合的好友如金岳霖、张奚若、朱自清、卞之琳、杨振声、沈从文、萧乾以及营造学社的莫宗江、陈明达、刘致平等也陆续来到昆明，给了梁思成夫妇很大的精神安慰。

　　随着营造学社几位骨干都到了昆明，梁思成便把大家重新组织起来，打算恢复工作，对西南地区的古建筑进行考察，继续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而这一阶段后来也成了营造学社起死回生的关键时期。为了筹措资金，梁思成给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的周诒春写信，申请基金补助，同时邀约刘敦桢赶往昆明。营造学社恢复后所开展的第一项研究工作，就是对昆明的古建筑开展调查。1938年10至11月，考察组调查的古建筑有圆通寺、土主庙、建水会馆、东西寺塔等50多处，几乎涵盖了昆明主要的古建筑，这是昆明有史以来第一次用现代科学方法对古建筑进行野外普查，基本确定了建于唐代的慧先寺塔(西寺塔)是昆明最古老的建筑，妙湛寺金刚宝座塔和大德寺双塔分别建于明代天顺与成化年间，而且发现昆明很多的明清建筑仍清晰地保存着唐宋时代的建筑风格，这些成果填补了梁思成正在撰写的《中国建筑史》的空缺，并被收录于《中国古建筑图典》之中。

　　期间，莫宗江和陈明达曾被当局强行编入壮丁训练团，梁思成为此带病前去拜访昆明市长及云南省主席，最后将他们两人带了回来。不久，莫宗江突患腹痛，医生诊断为轻度盲肠炎，梁思成特意请昆明最有名的外科专家范秉哲大夫亲自给他动手术，并代付了医药费。莫宗江对此感恩地说:“梁先生不仅是我的严师，也是兄长。”

　　1939年初，日机频频轰炸昆明，为躲避敌机的骚扰、空袭，梁思成、林徽因与营造学社由傅斯年任所长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搬迁到昆明市东北8公里处龙泉镇龙头村附近的麦地村，借住在一所名叫“兴国庵”的庵堂内，利用那里狭小的房舍继续开展工作。营造学社的“工作室”，设在供奉菩萨娘娘的殿内，顶上没有吊灯，桌上没有台灯，采光完全靠占了大半堵外墙的窗子透进的自然光线。而所谓的“窗子”，也没有窗页，空空的，只有一横竖八的几根铁丝。大殿内由薄板一隔为二，外间密集地摆放着4张工作台，内间有一张工作台；所谓的“工作台”，就是一块块宽大光洁的木板，用各种式样的桌子支撑着两端而已。工作台上的笔墨砚台和墙上的两张碑刻拓片、一张古建筑的照片及一份挂历，透露出这些人的职业、身份。此外，殿内还有一张简朴的圆桌、一把古旧的太师椅、一张供奉牌位的供桌。梁思成、林徽因的家设在大殿旁一间半泥土铺地的小屋里，由于屋内非常潮湿，他们只得在地上撒些石灰以去除潮气。

　　1939年9月至1940年2月，梁思成率队对四川西康地区35个县的古建筑进行了野外调查，发现古建筑、摩崖、崖墓、石刻、汉阙等730多处。

　　林徽因则驻守在兴国庵内主持日常工作，并完成了云南大学女生宿舍“映秋院”的设计。梁思成等人回到麦地村后，林徽因又忙碌地帮助他们绘制图纸、整理文字资料。这一时期，梁思成夫妇及营造学社的研究成果，陆续发表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

　　梁思成与林徽因搬到麦地村兴国庵后，发现这一带自然景色旖旎优美，茂林修竹，田畴水塘，风光秀丽。由于不知道战争何时结束，归期遥遥无期，而许多老朋友都云集昆明，迫切需要一个能够聚会的场所。于是，他们决定在龙头村北侧棕皮营靠近金汁河埂的一片空地里，为自己设计并建造一所住房。这所带有当地“一颗印”民居建筑风格的土木结构的平房，自1939年年中开工，至1940年春建成，面积80平方米左右，三间住房坐西朝东，两间附属用房坐东朝西，中间隔着一条通道，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小庭院。从外观看，房子的面积明显增大，窗棂也与众不同；内部装修中，最显著的是客厅内设计了壁炉，三间住房内全部铺设了木地板。对此，林徽因颇为赏识:“有些地方上也有些美观和舒适之处。我们甚至有时候还挺喜欢它呢。”她盼望有“真诚的朋友来赏识它真正的内在质量”。这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一生中唯一一次为自己设计、建造住房，而这也耗尽了他们所有的积蓄并因此陷于山穷水尽的经济窘境之中，以至“不得不为争取每一块木板，每一块砖，乃至每根钉子而奋斗”，还得亲自运料，做木工和泥瓦工。恰巧美国友人费正清夫妇寄来一张为林徽因治病的支票，这才帮他们付清了因建房而欠下的债务。

　　这段时期，林徽因生活得很苦很累。梁思成外出调查，她自己又有病，营造学社的日常工作、照顾子女的重担，都落在她羸弱的肩上，目睹这一切的金岳霖不无惋惜地感叹说:“她仍旧很忙，只是在这种闹哄哄的日子里更忙了。实际上她真是没有什么时间可以浪费，以致她有浪费掉她生命的危险。”她忙中偷闲，或者给友人写信，或者创作诗歌，或者从田间地头的农妇村夫身旁穿过，来到烧制砖瓦盆罐的场地，观察窑工瓦匠制作陶坯，充分接近现实社会，了解感受大众生活。林徽因在昆明留下了5首诗歌，《除夕看花》抒发了她忧国忧民的情怀，《茶铺》、《小楼》反映了她对民俗文化的兴趣，《对残枝》、《对北门街园子》表达了她在病中对自然、生命的无限眷恋之情。

　　1940年11月，日机轰炸加剧，已经隶属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营造学社接到教育部的命令，从昆明迁往重庆西边、长江南岸一个远离任何机关、远离任何大城市的小镇李庄，梁思成与林徽因虽然极不情愿，为此感到非常沮丧，但真的到了那里，林徽因在病榻上却协助梁思成完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中国建筑史》和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的编纂工作。梁思成深情地说:“我不能不感谢徽因，她以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来支持我。不！她并不是支持我，我认为这也是她的选择……她对祖国的爱，是怀着诗人般的浪漫主义色彩的。”

　　王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