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亮夫谈为学“四戒”

　　姜亮夫谈为学“四戒”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64 期17 版“资讯”文章之一。

　　姜亮夫先生是20世纪中国学术大家之一，在楚辞学、敦煌学、语言学、古史学等领域造诣精深。姜先生毕业于清华研究院，受业于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具有纯洁的学术精神、庄严的文化使命感和严格的规范意识。

　　1942年，有感于当时学术界存在的不健康乃至丑陋现象，他写了《学术四箴》这篇文章。“箴”即箴言，是带有规劝性的话。他写得实在精彩。我现在把他的论述要义抄录于下：

　　一戒标榜。什么是标榜？简单点说，是“言过其实”。无其实而以虚言动人听闻，或以比勘衬托，以显扬其能，或以张皇幽缈，以坐实其人皆是。这在学术上，做人的态度上，都是不忠实……我们现在学术上的情形，自吹自打，不为怪的情形，如此其多，已大可怪，而系统、派别的严明，似乎是坚兵而深垒；从公的机关，到私的机关，都是如此。要是那个系统的人，才有谈这门学问的资格，非外人所能沾溉。只要有机会，得到一点什么权能，便把持操纵，无所不为，不论是非，不论善恶，甚至不容有是非，有善恶。于是每个学术团体，都筑起些铜墙铁壁，学亦成阀。师以是为学生吹，学生以是为师捧，学术上只有些人的系统，而无学术的真伪是非，一切研究工作的人，形成一种以标榜门户为进身，为团结，为投靠的方法。而提携援引的人，也自鸣得意，等到他已做到“附庸蔚为大国”以后，也来一套大言欺人，不知羞耻，这是我们学术界的一部分现象。从前的文人被政治统制，现在还加上系统派别与文化商人的统治，这实在是大不应该的现象，求独立自主的学人啊！只有竖立自己的人格，毫不妥协，个人即使冻馁，学术仍可推进，此一戒也。

　　二戒毁谤。与标榜相对的现象，是毁谤，毁谤的心理与标榜并不二致，不过是一个目的的两面。古今来得不甘为家臣、掾属的学人，无不遭到毁谤的，其不可胜举。毁谤当然是造谣，不过古人造谣，不至想到断人生路，如陈平盗嫂、欧阳窃甥之类，而现在的毁谤，也许危险性更大些，其实这是学术界不从正面努力的一种现象。是非辨析，足以增长学术的是与真，而毁谤的结果，往往是两伤，这是我们应当切戒的事象之二。

　　三戒圆滑。做人圆滑，仅能做到不生不死的庸人。庸人举世多有，不足为奇，亦不必即为世病。治学圆滑，一定无进步，无发现，于人无补，于事无补，还不如做些以消遣为目的的工作，对于自己还多少得些满足，然而圆滑的人，意在取巧而有所得，他会乱真，甚至会作伪，小则不忠实，大则足以流毒人间。这是学术上的浪人，今天是这样时髦，他就弄这一套；明天那样风行，他又来那一套……像这样的圆滑，古人实常自愧，这是我们要切戒者三。

　　四戒妄冀。我们学术界的风气，因了有人得到标榜的好处，盗得虚声，所以许多人每天只在奔走于权威之门，以冀得一言之荐，一语之誉，以求成名，所以不从实在根底上下工夫，只想用巧取的法子，得到一二人的欢心，扶摇直上，跻于学术显位。存这种侥幸心理的人，今天求人作序，明天请人吃饭，后天如何张罗一下。从当路要津求起，求到只要能为自己吹嘘提引的地方，无孔不入，其情与求官、求财无异。这等人也往往因缘时会，暂时跻入学林，但终有一天要被人看出，他个人的得失小，而影响学术界的风气至大。所以我们希望此后的学术界，要拿真的力量出来，不要妄冀，才能有光大之一日！我们要能戒绝这四凶，我们学术文化，才能走到真的路子上去。若其不然，人才还是一些奴才，学术还是一套欺骗。

　　“文革”结束后，上海古籍出版社为姜先生出版了《成均楼文集》，分为《楚辞学论文集》、《敦煌学论文集》等。姜先生把《学术四箴》一文编入《古史学论文集》，于1986年出版。当时他加了一个引言，说明写作缘起，讲到这篇文章是“论道”的。“道”是基本规律和基本原则，虽然他自谦文中批评的只是“当时的情景”，实际上他所归纳的“四箴”反映了学术研究的基本规律，是学术研究应该遵守的基本原则，具有超时空的价值。而且文中揭示和批判的现象有些至今没有改变，有些甚至变本加厉，愈演愈烈。因此，这篇文章对于端正治学态度、净化学术风气具有重要的意义。

　　钱锺书先生曾讽刺某些学术会议“花些不明不白的冤钱，拉些不三不四的闲人，说些不痛不痒的废话”。现在的一些学术机构、学术团体和学术会议，不仅像钱锺书批评的这样无聊，而且像姜先生所批评的那样，无原则地相互标榜，大言欺世；拉帮结伙，封官加爵，无助于学术的发展，反而把官场、商场习气带进学界，把学界搞得乌烟瘴气。在学术评价当中，无原则的吹捧成了相当普遍的现象。某些混迹学界的人，对学术没有真信仰和真理解，但他知道学问有利可图，便迎合世俗，制造文字垃圾，欺瞒世人；或奔走权门，谄媚邀宠，得到赏识，就如中山狼得志，猖狂于学界。这就是姜先生所说的“学术浪人”或者“文痞”。这些现象，严重败坏了学术风气。

　　学术的终极目的是探寻真理、增长知识、滋养人心、改良社会。人文学者的使命就是阐释、建构、守护世界和人生的意义。这就要求学术研究者要从公共立场出发，克服世俗功利的影响，进行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研究，获得科学的结果。但学术客观上能给人带来名利，所以在古往今来的学术研究中，都存在以学术谋取世俗名利的现象。于是，自我标榜、相互吹捧、圆滑世故、投机钻营等现象就屡见不鲜。如果社会的文化环境不健康，这种现象就会泛滥成灾，严重败坏学术风气，阻碍学术发展和社会进步。姜先生把“标榜、毁谤、圆滑、妄冀”视为学术研究的“四凶”并提出相应的“四戒”，是极其深刻的。

　　姜亮夫先生所提出的“学术四箴”对学术研究而言具有规范性意义，它应该成为从事严肃的学术研究者的基本信条。20世纪后半叶以来，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有较大调整，学术研究群体的趋利愿望也格外强烈。在合乎国家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的前提下，学术研究者追求自己的正当权益是天经地义的。问题是，部分学术工作者是靠违背这一前提获取私利，于是就出现了相当严重的学术腐败、学术失范和学术泡沫现象。一些学者甚至成为特殊利益群体的代言人，常常说一些违背公共利益的话。这些行为使学者作为真理的探索者，意义的阐释者、践行者和守护者的形象受到侵害，知识群体的公信力面临严重考验。

　　姜亮夫先生为人们作出了榜样。他对无立场、无原则、无操守的“学术浪人”和“文痞”深恶痛绝，在文章中作了入木三分的揭露和批判。在研究工作中，他严格践履“戒标榜、戒毁谤、戒圆滑、戒妄冀”四箴，不慕虚华，不务巧慧，用以深厚国学功底和现代西学涵蕴而成的精纯学养持守为人为学的基本立场和原则，并以通人的眼光烛照一切，不曲学阿世，不聪明自炫，老老实实、孜孜不倦于文化创造，因而他在学术上能致广大而尽精微，成为一代巨匠。

　　姜先生的成就，来自他的勤奋，而这种勤奋，又来自他的爱国心和文化自觉。他认为，中国文化曾经对人类担负过重要责任，将来还要担负更重要的责任，要完成这个任务，就必须研究、光大中国文化。姜先生一生迭遭国难，历尽沧桑，许多心血凝聚的著作毁于世乱，但学术创造矢志不渝。所以，无论在何等艰难的情况下，他的向学之志都不会稍衰，著述的工作也不会停顿。即使在“文革”的喧嚣和磨难中，他也能够清醒地从事真正的学术研究，体现出与“文痞”绝不相同的纯正的学术风范。姜先生自认性格孤僻，是“钝根人”，故终身劳苦，以勤补拙。这只能理解为自谦之辞，内里体现的是一种庄严雄健的大家气象，与那些投机取巧的“聪明人”不可同日而语。

　　作者：陈友康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陈友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