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不忍睹 十万大军夺路逃生
唐生智无心恋战拔腿开溜，但跑得比他快的大有人在。当唐生智的撤退令刚一发出，十万大军便一哄而散各自逃生。被日军飞机炸死、枪炮打死、刺刀戳死、被火烧死、被江水吞没者比比皆是，一场人间惨剧在南京上演！
孙元良跑得比唐生智还快
奉命驻守雨花台、中华门一线的国民党军72军军长孙元良尚未接到撤退命令，便擅自率部向下关码头转移。本来是逃跑，借口却冠冕堂皇：本部即将弹尽粮绝，移师下关寻求粮弹补充。
唐生智纳闷，孙元良部驻守的雨花台、中华门距下关至少十几里路，而74师则近在咫尺，缺弹药不找74师借偏去下关，为何舍近求远？下关是长江码头，从未建弹药存储库，到下关如何解决弹药补给？副司令长官刘兴一语点醒梦中人，“您也不想想孙元良的为人，他这是要开溜啊！ ”
唐生智恍然大悟，顿时火往上冒！“你赶紧通知下关的宋希濂，必须把孙元良给我堵回来，他必须与中华门共存亡，否则军法从事！ ”
孙元良是黄埔一期生，领兵打仗的本事不敢恭维，但避重就轻、明哲保身的功夫却是相当了得。由于擅长逃跑，被军界同仁讥讽为可与晚清跑路将领叶志超媲美，号曰“飞将军”。但此人，却是蒋介石屡败屡用的得意门生。
1925年，蒋介石第二次东征陈炯明，最先攻上惠州城头的是团长刘尧宸。离城尚有数里之遥当时还是连长的孙元良见刘尧宸牺牲，证人均已捐躯，便瞒天过海贪功为己有，竟获蒋介石的表彰封赏。
淞沪会战中，国民党军在庙行镇击退日军，此役被誉为“国民党军第一次击败日军的战役”，实际的战功应归87师517团团长张世希所有，是张世希与所部官兵抱必死决心向日军驻守的蒋家村发起奋勇冲击才获此惊险一胜的。但论功行赏时，张世希被淡化边缘，冒功领赏的孙元良却荣获宝鼎勋章，被晋升为第88师师长。
时任第88师军械处主任兼南京通讯处主任的葛天事后回忆，孙元良在淞沪会战期间大肆侵吞政府下拨的工事架设费和劳军物资，工事则由民居劣材滥竽充数，以致大量士兵还没看到日军就被敌人的炮火轻易消灭在用劣等材料建造的工事里。
在南京保卫战的关键时刻，孙元良一见形势不妙便擅自临阵脱逃，而他驻守的中华门则是南京城的最后一道防线，对十几万大军与数十万南京百姓均生死攸关，责任如此重大，但孙元良首先想到的是个人安危。
当孙元良率残部赶到下关码头时，发现曾与其并肩作战的74军军长俞济时也率部由三汊河向下关搭浮桥准备撤退，不由心头一喜。本以为同为黄埔一期的俞济时能死扛一会，原来却是“同道中人”。
孙元良以为，驻守下关的宋希濂是自己黄埔一期的师兄弟，大难当头自当碍于同学情面，放自己一条生路。谁知迎来的却是宋希濂黑洞洞的枪口，“元良兄，上峰有令，令你务必返回中华门防线不得后退一步，若要临战脱逃，休怪我枪炮无情！ ”
孙元良与宋希濂私交一般，但经常听熟悉此人内情的同学讲，宋希濂看似白面书生，却心狠手辣，敢作敢为。今天若不听劝强硬闯关，可能自己未丧命于日军之手，已倒在宋希濂的枪口下了。好汉不吃眼前亏，既然从下关撤不出，那就冒险回城想想办法吧。
孙元良的确是返回南京了，但他没有回到自己的中华门防线，而是抛弃部队化装躲进妓院。他麾下的万千将士却失魂落魄沦为散兵游勇，惨遭日军屠戮，一支德械装备的虎贲之师，就这样灰飞烟灭，被无情葬送了。
后人在《拉贝日记》中，找到了孙元良在南京躲藏的佐证：“对于国民党第72军军长兼88师师长孙元良，拉贝更是关心入微。得知孙藏身在难民营中，拉贝亲自将他接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顶层密室里居住……”
关于孙元良南京脱险的版本还有一说。据说孙家中曾供养一老妇，全家恭敬有加，但这老妇与孙元良实际并无任何亲属关系。原来，南京陷落时，孙所部大部伤亡。孙元良未能随部队突围，一度被俘，险些被日军当做“便衣兵”拉出去枪决。这时南京大屠杀最残酷的时间已过，有时日军也允许百姓来认走抓住的青壮年。有老妇忽指孙是自己儿子，不是溃兵。孙元良当时拄一拐，口音与当地人迥然不同，日军很是怀疑，让翻译询问，称如敢乱认，就两人一起杀。但老妇始终不改口，恰好此时附近忽有枪声，日军忙去察看，孙遂幸免于难。以后才知道，那老妇本是来寻自己儿子的，儿子没找到，看孙元良像是来打仗的外地兵，不忍他死在这里便出言相救。孙脱险后，遂视之如母，终生不渝。至于事情真伪如何，也只有孙家人可作证明了。
南京保卫战后，逃生归队的孙元良被揭发，被拘押40多天。蒋介石考虑到他对自己忠心耿耿，又是黄埔一期学生，如今在国民党军中能挑大梁的人已是寥若晨星，弥足珍贵。作为此后争权力、夺江山之资本，若杀孙元良以肃军纪，手下更无可用之人。鉴于上述考虑，蒋介石法外施恩，孙元良才因祸得福，此后不仅未遭贬斥反而继续吃香喝辣、加官晋爵。
解放战争淮海战役期间，孙元良部擅自违令突围，所部遭我军袭击一触即溃。他自己再度化装逃出重围，后逃到台湾退役从商，低调为人，专心教导儿女，很少提及往事。他的第5个儿子孙祥钟后来成为偶像级演员，艺名秦汉。
多年后，孙元良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是这样描写自己在南京保卫战中的经历的：“我既然在江边找不着船，只好钻隙向东面的山地撤退。我们从栖霞山龙谭车站间跨越铁路，南向进入山区。土族同胞殷勤地供给食物，热心地带路，并代我们找船，给了我们不少方便，也添了我们无数伤心！这样，我便带了我的司令部六百多官长兄弟，和一辈子的创痛与耻辱，从龙谭附近渡江，经泰兴、淮阴、徐州、郑州，于1938年3月下旬到了武汉。 ”
1985年，孙元良最后一次高调亮相。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否认1931年后日军在华大屠杀的事实，当时已81岁高龄的孙元良作为历史见证人在台湾高雄市发表了一份抗议书，义正词严地驳斥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谎言。
2007年5月25日，孙元良在台湾逝世，享年103岁，是黄埔军校一期最后一位去世的国民党将军。依据孙元良的遗嘱，丧事从简，不发讣文，只在报纸登半版广告告知亲友。至于骨灰则暂放在林口，等待适当时机再迁葬回南京。不知孙元良在天之灵，将如何面对当年惨死南京的部众袍泽？
十万溃兵乱成一锅粥
孙元良临阵脱逃并非个别现象，当时驻守南京的国民党将领擅离职守的大有人在。徐源泉统率的卫戍司令部第2军团负责固守乌龙山要塞以掩护其他部队撤退和突围，本应最后撤退，但徐源泉在12日下午便溜之大吉。唐生智的撤退令下达后，71军军长王敬久、该军第87师师长沈发藻等根本未回指挥所。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回到富贵山地下室指挥所后告知幕僚撤退任务，即留参谋长邱清泉处理文件等，自己单独先去下关……十多万几乎无人统带、失去有效指挥的国民党部队顿时乱成一锅粥，悲剧就在此时开始了。
这些溃兵沿中山北路，经鼓楼、山西路向下关逃命。但宋希濂秉承唐生智命令，烧毁渡船紧闭挹江门。挹江门左右两门洞已经堵塞，仅中间一门可以通行，各部争先抢过，互不相让，不少人因被挤倒而被踩死。如教导总队第1旅第2团团长谢承瑞，在光华门阵地上曾英勇地抗击日军多次冲击，却在挹江门门洞内被拥挤的人群活活踩死。
逃命的国民党官兵拥挤着、推搡着、叫骂着，气急败坏地与守关部队厮打，最后演化为彼此残忍地射杀。为了逃命，有人找来绳子，或者干脆将衣服、被子撕成布条，搓成绳子，然后将绳子的一头系在城门的树杆子上，抓着绳子往上爬。绳子承受不住重量断了，悬在半空中的官兵便摔死在城墙下。一位身临其境的外国人撰写了一篇文章，真实记录了当时的惨状：去下关与江边的路上，情形狼狈异常，堆满了军队所抛弃的来福枪、子弹、皮带、军装、汽车、卡车等等。无数的车辆燃烧着，一片可怕的大火场！通下关和江边的城门已经关闭，恐怖万分的士兵纷纷用绳子、绑腿布、皮带和布条吊下城墙，许多人跌死了……这是一幕不该发生的悲剧啊！
下关情况更为混乱，各部队争先抢渡。由于船少人多，有的船因超载而沉没。大部官兵无船可乘，纷纷拆取门板等物制造木筏渡江。结果一个大浪打来，人就被卷进江底。有的军官用高价雇了一条船，还没等离岸，几十个人就蜂拥着爬了上去，小小的木船严重超载，还没到江心，便沉入江中……
因乌龙山要塞守军提前撤走，原停泊于草鞋峡、三台洞(燕子矶南)的“文天祥”鱼雷快艇中队(4艘)也于12日夜撤往大通。 12月13日拂晓，日军山田支队未经战斗即占领了乌龙山。日海军舰艇通过封锁线到达下关江面，日军第16师团一部亦乘舟艇进至八卦洲附近江面，大量正在渡江的中国军队官兵被日海军及第16师团的火力和舰艇冲撞杀伤，惨不忍睹。
至于更多逃生不得的数万国民党官兵，只能混杂在逃难百姓中，沦为凶残日军屠刀下的待宰羔羊。
杀出血路突围部队九死一生
并不是所有的军队都挤向江边，教导总队的第三旅12日夜还在紫金山上和日军拼杀，误了时辰，等别人都撤走后，从日军间隙中冲到了皖南。
按照唐生智下达的“大部突围，一部渡江”的撤退方针，广东部队的两个军——叶肇统率的第66军和由邓龙光指挥的第88军是从南京富贵山北边的太平门突围的，是真正杀开一条血路，冲出敌人包围圈的部队。
这些突围部队冒着日军的枪林弹雨，因来不及清理雷场，一些士兵被遍布的地雷炸得支离破碎。在突围的主战场——汤山北面的方冲至大刺堰一线，日军飞机轮番轰炸，占领山头制高点的日军用机枪狂扫，然后便端着刺刀扫荡，见到广东兵就用刺刀戳死。
汤冈村的曾宝友老人回忆，方冲山上，从大刺堰到春山，到处都是广东军士兵的死尸。方冲的平地上，一层一层的尸体堆放着，过了很久都没人清理。
据战后统计，66军约有1000人，88军约有1200人，最后从不同方向到达句容九华山的收容站，后来又到达安徽，广东军真正冲出重围的，一个师不到四百人！ □张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