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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页 莫言:处女作属瞎猫碰了死耗子 创新立根于乡土(2)

2012年10月24日 10:16 来源:中国新闻网 参与互动(0)

  “没把你淹死就不错了”

  同样,远在市区北郊的大栏乡平安庄,“热烈祝贺家乡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横幅也挂在村子里。那是莫言的老家。

  莫言获奖的当晚,平安庄隶属的高密市胶河疏港物流园区管委会就赶制了100多条红色横幅,并买来烟花送到平安庄。“燃放了有两个小时。”莫言的二哥管谟欣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第二天早上,横幅就被挂在了村子和市区。

  土地上已经很少种植高粱。村子里,屋外的水泥路上,晾晒了一片片金黄的玉米棒子,晾晒场旁边的墙壁上,横幅还打出了“莫言获大奖,中国很高兴”。莫言父亲与二哥管谟欣家中的院子里也晒了几堆玉米。这7间平房是后来修建的,“莫言旧居”还在北边的另一处。

  屋外一直喧嚣,记者们的采访、拍照声响成一片,莫言的父亲静坐在炕上,90岁的老人听力不太好,这可以让他置身于尘嚣之外。他不愿意搬到城里去住,在市区的翰林苑,大儿子管谟贤在三楼,原名管谟业的小儿子莫言在五楼。

  这几天,莫言的大姐管谟芬来到了二哥家,因为后者要接受大量采访,她要帮着烧饭和照顾老父的起居,有时顺便对记者讲上几句。但作为只上过四年学的地道农民,莫言获奖后,她“高兴得也不知道怎么说了”,甚至在当晚“睡不着觉”。

  读过高中并当过乡村干部的管谟欣带着《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到了“故居”,回忆起莫言小时候的事以及当年拍《红高粱》时的情景。导演张艺谋和主演姜文、巩俐曾到原作者莫言的家吃过一次饭,吃的是烙大饼、鸡蛋。

  在管谟欣、管谟芬的眼中,莫言小时候“既聪明又调皮”。莫言的小学同学杨成国回忆,当时只有12岁的莫言正是因为调皮捣蛋而被学校开除。

  “因为这个,我也很内疚。”从高密一中副校长任上退休的管谟贤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当时我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书,1967年1月放寒假回家,我把上海造反派的一些传单带回来,他看了,就到学校去造反。”

  少年莫言把学校的课程表撕了,然后说,“老师是奴隶主,我们不做奴隶。”管谟贤回忆,弟弟莫言当时约了同伴去串联,到了郊县住了段时间。莫言回来以后,学校把他开除。“文革”中,中农“家庭成份”的莫言也很难被推荐入学。

  令管谟贤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莫言“调皮捣蛋”甚至险些让后者在幼时丧命。一次管谟贤杏树下看书,忽然听到牲口圈里的厕所里有噗通的响声,弟弟掉进了粪坑。

  “眼看要淹死了,我把他拖出来,抓起来把他扛到河边,扒下衣服,让他‘闭上眼’,按到河里洗。”管谟贤回忆说,“然后我把他背回来,丢到炕上,让他老老实实的,但之前他也喝了很多脏水,很惊恐。”

  莫言的母亲和奶奶都很心痛,但是口头上却说,“没把你淹死就不错了。”

  “瞎猫碰了死耗子”

  在管谟贤眼中,莫言从小就喜欢读书,有文字的东西都看,交换人家的书来看,帮人家干活换来书看,大部分是上世纪60年代的红色经典。莫言接受采访时,也提到过,“把村儿里的所有书都看完了,连《新华字典》也翻来覆去地看。”

  管家三兄弟都是书迷。莫言曾经在小说写到和二哥抢书看的故事。管谟欣回忆,“那时候家里用油灯,看书看到十来点,我母亲就吆喝,别看了,没油了。当时也不知道累,中午也不休息。我借的书不让他看,我藏着,他就偷着翻我的书。”

  辍学后的莫言成了一个地道的小农民。管谟贤回忆,“他小学都没上完,很痛苦。特别是当他放牛从学校经过的时候,尽管当时学校也不读书,闹‘文革’,但是也很羡慕人家。” 而大哥管谟贤因为在1963年即考上了大学,是乡里当时唯一一个大学生,也是家中“跳出农门”的楷模,他留下的中小学教材包括作文本,都成了莫言的文学启蒙读物。

  “莫言小时候,大爷爷、父亲和我都叫他学医。他小学失学后,也跟着大爷爷学过中医,背过中医典籍。文化太低了,学医也不现实。”管谟贤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莫言在2009年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就曾提到他大爷爷和姑姑的行医经历。《蛙》中的主人公“姑姑”,原型也就是莫言的姑姑。莫言的姑姑管贻兰也看过《蛙》,“那些讲计划生育的,差不多是一样的,但是人物的经历有些跟我一样,也有不一样的。”她回忆起和书中类似的走村串镇,去做结扎的计划生育工作。

  该书在去年获得了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同时也是莫言最近的一部长篇作品。对于本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否因为《蛙》,莫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没有直接的关系,第一,它没有译成英文,第二也没译成瑞典文。”

  “我很早以前并没有想到他会拿诺奖,最近几年我有感觉到,但没想到会这么早。”管谟贤说,“早期莫言写的小说都会给我看,后来的《丰乳肥臀》,他写一章就会给我看,其中也有我提供的素材。他的作品我都读过。”

  1976年,莫言参军,并开始了文学创作,1984年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当时莫言和大哥管谟贤保持着通信,第一封信也是后者“第一次看到莫言写的东西,就是汇报当兵生活”。之后,莫言的文学作品也都一直保持着手写至今。

  “暑假里,我写了一篇小说,已在保定《莲池》发了首篇,这是瞎猫碰了死耗子。这篇东西费力最少,一上午写成,竟成功了,有好多‘呕心沥血’之作竟篇篇流产,不知是何道理。”1981年10月,管谟业给哥、嫂的信中写道。该处女作正是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从此管谟业开始使用“莫言”这个笔名,即将“谟”字拆开。

  管谟贤回信道,“得知提干有望并处女作发表,又兼芹兰(莫言妻子)分娩在即,你马上要做父亲,三喜临门,让我们万分高兴!”那一年,莫言的女儿出生在用高粱杆和泥而建成的老房子里,即后来的“莫言旧居”。从发布处女作到获得诺奖,三十年过去了,这些家书放到了莫言文学馆。

  “我对乡土的依赖性很强”

  莫言的文学创作被广泛地认为深受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影响,包括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也如此提及。

  13日上午,在莫言家中,有媒体提到,“你说自己要逃离马尔克斯和福克纳,但之后你觉得自己在文学上的创新是什么?”

  莫言回道:“我的创新是立根于乡土,立根于个人经验,然后广泛地吸收了中国古典的和外来的文学技巧,形成了我自己这种亦真亦幻、历史与现实纠缠在一起的这么一种立体的写作方法。”这实际类似于诺奖的那句授奖词。

  这时莫言的家门被敲响,没有人去开门。莫言接着说,“我原来是想逃离,后来我又主动地向他们靠拢。当时我太年轻,我觉得跟它靠在一起,我太敬畏它。后来我慢慢成长了,觉得可以离它近一点对话。”

  在问及是否因为翻译促成了这次获奖,莫言回应说,“我相信是因为这些翻译家杰出的劳动,大家共同的努力所获得的诺贝尔文学奖。”他细数了翻译自己作品的翻译家:美国有葛浩文,瑞典是陈安娜,日本有吉田富夫、藤井省三,法国有杜特莱、尚德兰等。

  在莫言文学馆馆长毛维杰看来,莫言受到齐文化影响更大,目前他研究的主要方向便是,“齐文化与莫言创作的关系”。1985年,当时还是大栏中学语文教师的毛维杰在《中国作家》上读到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故事的背景就是大栏乡。后来,毛维杰发现莫言就是大栏乡平安庄的管谟业,当后者从北京回家探亲时,毛就去找对方交流。1993年时,毛维杰便开始收集和整理关于莫言的相关资料。

  如今,“莫言每一次回到高密,我都是他的司机兼秘书,他在家里面日常的生活,他回到家里面要逛超市,要买东西,要赶大集,要理发等等这些生活的细节,有的时候呢他要到处转转看看,我都得跟着他。”毛维杰总结说,“他就是我们平常见的普普通通的高密人。”

  莫言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说,“作家跟故乡的关系,实际上跟很多人都是一样的,你在这个土地上的时候,你感觉不到它跟你有多密切的联系。一旦当你离开了,你就会产生一种魂牵梦绕的感受。当然对于作家来讲,这种感觉更为强烈,尤其是像我这样以乡土为主要风格的作家。我早期的作品,人物、语言、事件都是取自于乡土,所以我对乡土的依赖性更强。当然我想乡土也不是永远写不尽的,作家要不断地写乡土,就要对乡土的变化了如指掌,要深入到乡土气息,对这个乡土发生的变化非常清楚,才能不断地持续地写。”

【编辑:于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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