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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志中的“谀墓”风气

碑志中的“谀墓”风气

2022年06月27日 08:59 来源:光明日报参与互动参与互动

  碑志文是我国古代一种重要的应用文体,显哀荣,尽礼俗,源远流长,与人的生命结合极为紧密。刘熙《释名》指出其“本葬时所设”,“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无故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这就要求碑志写人记事须真实准确,唯此方能传之不朽,故刘勰《文心雕龙·诔碑》云:“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秦汉以来,碑志文写作日兴,而朝政“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人莫不想青史留名,碑志文于人写事论功,立传扬名,具有相当的传播优势和阅读对象,正可满足朝野“激扬名声”“品核公卿”的需要,遂成为清流浊流争夺舆论、把持时代话语权的重要工具。蔡邕《铭论》:“昭德纪功,以示子孙,物不朽者,莫不朽于金石,故碑在宗庙两阶之间。”即指出时人于立碑作志的重视。

  朝堂清浊对抗,两派都需借助碑志张扬造势,而人之善德懿行又从来没有可具体量化的标准,特别是在汉赋“润色鸿业”传统的影响下,碑志纪功颂美的写作尺度更难把握,于人于事极易显言过其实乃至背离事实阿谀奉承之笔,这就促成“谀墓”。欧阳修《集古录》云:“自后汉以来,门生故吏,多相与立碑颂德矣。”汉末碑文《中常侍樊安碑》《小黄门谯敏碑》等,墓主皆浊流宦官,而作者却丧失公正立场,任意拔高溢美、小美大赞、无美称美甚至混淆事实以丑为美。蔡邕为清流名士写碑志,也多妄誉,如《太尉杨秉碑》写杨秉“昔仲尼有垂三戒,而公克焉”,《陈寔碑》说陈寔“尽人材之上美,光明配于日月,广大咨乎天地……巍巍焉其不可尚也,洋洋乎其不可测也”,夸饰捧扬,不免失于真实。

  作文的润笔和人情也影响到碑志谀墓。范文澜《墓志铭考》:“自文章与学术分道,缀文之徒,起似牛毛。贵室富贾之死,其子孙必求名士献谀为快……文人则亦有所利而轻应之。”如此情况下,文人自难免俗。顾炎武《日知录》说蔡邕“集中为时贵碑诔之作甚多,如胡广、陈寔各三碑,……至于袁满来年十五,胡根年七岁,皆为之作碑,自非利其润笔,不至为此。”考察蔡邕《胡广碑文》,写胡广“扬惠风以养真,激清流以荡邪,取忠肃于不言,消奸宄于爪牙”,和《后汉书》所载胡广“无謇直之风……讥毁于时”形成强烈反差。究其原因,不仅在于蔡邕曾“师事太傅胡广”,更在于胡广位高权重,“自终及葬,汉兴以来,人臣之盛,未尝有也”。在权力、金钱及人情的多重作用下,蔡邕为胡广作碑文,感念师恩,为尊亲讳,就必然多宽宥谅解,少明辨是非,故净化美化,甚至虚饰谬赞胡广,谀墓明显。蔡邕为此也感叹:“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

  膨胀的欲望产生膨胀的文学,谀墓是碑志创作的流弊,体现出文章写作中诚信与虚伪、质实与浮华的冲突,蔡邕之后,徐陵、庾信、王勃、李邕、陆贽、韩愈、柳公权、司空图等都有奉诏或受财作碑志的记录。钱咏《履园从话》云:“谀墓之文日起,至隋唐间乃大盛。”《唐语林》载:“长安中争为碑志,若市贾然。大官薨,其门如市,至有喧竞构致,不由丧家者。”这就更造成某些文人的鬻文谀墓。至于郑薰《内侍省监楚国公仇士良神道碑》阿谀臭名昭著的宦官头目仇士良,司空图《华帅许国公德政碑》《太尉琅琊王公河中生祠碑》阿谀拥兵自重的王重荣,则与权奸当道、王政动荡的时局有关。

  从心理上说,文人都不愿意写自欺欺人的谀墓文,但最终又不得不写,桓范《世要论》云:“刊石纪功,称述勋德……势重者称美,财富者文丽……上下相效,竞以为荣。”托美言以成不朽,为迎合复杂的社会需求,文人违背立碑作志“资乎史才”的根本,写作中虚美阿谀,流于形式。而谀墓又是以对墓主的高度歌功颂德来实现的,文人为此借鉴汉赋和铭文的写法,铺陈排比,藻饰文辞,捧扬人事,这就更改变了碑志重在记事的史传功能,转而以颂美为主,写作中渐渐文胜于质,骈俪日盛,虚浮华靡,气格不振,遂致文体嬗变。章学诚批评南朝碑文:“铺排郡望,藻饰官阶,殆于以人为赋,更无质实之意。”钱钟书《管锥编》也指出庾信“集中铭幽谀墓,居其太半,情文无自,应接未遑,造语谋篇,自相蹈袭……固六朝及初唐碑志通患”。

  谀墓是碑志创作中很难回避的问题,当然,谀与不谀,又如何去谀,谀到什么程度,固然离不开时代文化背景及文体互动流变等因素,但更和撰文者自身的个人品性与写作水平密切相关。高明的文人作碑志往往审慎,为避免因谀墓而遭受时讥,多认真把握铭功颂美的尺度,甚至突破传统套路,追求碑志写作的创变。有唐以来,面对因谀墓导致的碑志写作中的不良风气,陈子昂、张说、苏颋、梁肃、李华等人莫不努力改进,但成效最大者为韩愈。吴讷说碑志文“古今作者,惟昌黎最高,行文叙事,面目首尾,不再蹈袭”。在古文运动的背景下,韩愈一生作有多篇碑志,行文因人而异,纪功颂美注重选择,力避虚浮阿谀之笔。如《殿中少监马君墓志》,墓主虽为贵胄,但韩愈通篇抚今追昔,感叹人生苍凉,用笔婉而多情,不见虚美。《故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志铭》也以铺叙墓主家世履历行文,其他则隐而不发,被方苞评为“志无美词”。这种就事论事收放有度的笔法,韩愈在为其他权贵如韩弘、路应、李成等作碑志时亦多体现。至于《柳子厚墓志铭》《给事中清河张君墓志铭》等,记叙抒情,议论说理,善善恶恶,对墓主的善举义行褒奖有加,则显示出笔法显扬直露的一面。

  钱基博《韩愈志》云:“碑志文有两体:一蔡邕体,语多虚赞,而纬以事历,《文选》《文苑英华》诸碑多属此宗;其一韩愈体,事尚实叙而裁如史传,唐宋八大家以下多属此宗。”韩愈以后,欧阳修等人扇扬余烈,为避免因铭功颂美而落入谀墓的俗套,更强调史家笔法,追求碑志创作的实录和道德教化精神,反对将碑志当作为墓主歌功颂德、抒发个人主观见解的俗文。比如在写尹洙、范仲淹时,尽管墓主家属一再要求改变事实拔高墓主,但欧阳修坚持“简而有法”“事信言文”的写作准则,始终不为所动,又作《论尹师鲁墓志》《与杜论祁公墓志书》予以说明,感慨“修岂负知己者”。欧阳修的创作实践和理论主张得到王安石、曾巩和苏轼等名士的响应,各自身体力行,创作古朴和雅、平和蕴藉的史传性正体碑志文,这就进一步扭转谀墓流弊,使得碑志文从简单的礼俗应制转向深层的明道思理,最终走上良性发展的康庄大道。

  (作者:徐海容,系东莞理工学院教授)

【编辑:王诗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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