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9日至23日，美国作家诺曼·梅勒的长期合作伙伴、美国摄影家劳伦斯·席勒将在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带来《梦露与六十年代的美国》摄影展。

　　昨天，这位70岁的摄影界、文坛与电影界多面手，在798艺术区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劳伦斯·席勒三十多年来不时遭受美国媒体对其“攻击型”抢新闻的批评。在采访中，劳伦斯·席勒除了对此做出回应，还谈到了他眼中的梦露、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观感。　　　　

　　谈中国　我曾为一幅中国图片流泪

　　新京报：听说你这两年对中国艺术投入了不少关注，你对中国的摄影作品有什么评价？

　　劳伦斯·席勒：2005年我第一次来到北京，用了两个月时间走访了很多小镇和村子，还发现了一张让我流泪的图片。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中国摄影家海波拍的《黄昏》。中国的摄影比西方落后，不过我看到不少摄影家同时也是画家，他们的作品有不同寻常的角度。

　　新京报：在发现了摄影家海波以后，有没有向美国介绍别的中国艺术家？

　　劳伦斯·席勒：从2005年开始我就买了很多张大立的画，现在我家里每个房间挂的都是中国艺术家的画儿。但我不会拿中国艺术跟西方艺术做比较。只要看到一幅画，我觉得心动，有感觉，就行了。

　　新京报：听说你正在写一本有关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书。

　　劳伦斯·席勒：我写的书跟中国艺术没多大关系，只是找了37个艺术家，让他们和他们的家里人口述中国从1933年到2001年的历史。我要真正了解艺术作品，必须了解中国历史。我跟这些艺术家不聊艺术，只聊历史。我给每个人提出的第一个问题都一样：“第一次关于死亡的记忆是什么？”我更关心人内心的悲剧感。

　　谈摄影　最后记载历史的就是我

　　新京报：畅销书《刽子手之歌》，还有《奥斯瓦德的故事》等，都是你做采访，诺曼·梅勒创作。你跟梅勒是铁哥儿们？

　　劳伦斯·席勒：诺曼·梅勒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一起合作了五六个作品。我们是“不打不交”，我第一本请他写的书是《玛丽莲》，但第一次合作不欢而散。直到他读了我为《刽子手之歌》采访回来的素材后，我们对彼此的了解才深了起来。

　　新京报：你在《刽子手之歌》的采访中拍了大量行刑前的图片，当时美国媒体对你此举颇有微词。你认为作为记者需要有某种底线吗？

　　劳伦斯·席勒：我承认我会有过激行为，我也不是没犯过错，也许我注定会招来批评，但到最后记载历史的就是我。我所拍的这些都是重要的图片，如果我当时不“过激”，世人根本没机会看见。

　　新京报：在拍下触目惊心的图片之前，你会不会有内心的挣扎，既想记载历史，又不忍心？

　　劳伦斯·席勒：没有过。我的工作就是捕捉历史瞬间，可能多年以后我想起来的时候会有点不忍心，但在事件现场，我只有一个身份：新闻工作者。

　　谈梦露　梦露的演技来自卓别林

　　新京报：你无论抓拍还是摆拍的梦露，姿势都很自然。你跟她关系有多近？

　　劳伦斯·席勒：我们算是朋友。我拍梦露《爱是妥协》成名的时候，她36岁，我26岁，那时我可瘦了。当时梦露最喜欢的摄影师有三个，达特·科尔本、我还有伯特·斯特恩。我们四个经常在一起玩，她喜欢在我们面前摆姿势，还开玩笑说，我们三个都很“可爱、可亲、可‘操’”。

　　新京报：你眼中的梦露是怎样的？

　　劳伦斯·席勒：很简单，很宁静。她想要孩子想疯了，她结婚就是为了生孩子，没达成心愿才去找别的男人。她是真正的演技派———功底都从卓别林那儿学来，而且对历史了如指掌。可惜当时公众对聪明的女性没什么兴趣，要是希拉里·克林顿在那个时代出现，根本不会有人关注。

　　(记者 张璐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