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金学研究第一人”的中国电影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陈墨在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解读金庸武侠作品

　　金庸武侠小说贵在俗而能精

　　郭靖遇到的最好的老师是洪七公，他用了半天教会了黄蓉“逍遥游”，却让郭靖用十年、二十年时间研习“降龙十八掌”……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小说。”从1955年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诞生，到1972年的封笔之作《鹿鼎记》，金庸的武侠文学作品已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在学术界，一直有人在孜孜不倦地研究金庸文化现象，由此产生了一个新的学派—“金学”。昨日上午，有着“金学研究第一人”之称的中国武侠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电影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陈墨来到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讲解《金庸小说的文化品质》，他结合历史、艺术等知识为《倚天屠龙记》、《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和《天龙八部》这些被烂熟于心的金庸武侠小说“解码”。

　　金庸小说不仅仅是“打打杀杀”

　　虽然金庸小说是世界华人圈子中最普及的中文读物，但其在学术界的地位却一直不被承认，这是因为在人们印象中，武侠小说基本上是“打打杀杀”的代名词，缺乏文化含量。但陈墨却以大量例证推翻了这一说法。“金庸小说是文学精英对于通俗文学改造的典范，虽然外表是武打，但是在武侠人物的成长过程以及武术招式体现出来的哲学含量，却比任何大学教科书中的阐述更为有力，同时对现实生活有着非常密切的指导。”

　　他举例，在《倚天屠龙记》中，张三丰给张无忌传授太极拳后，问的不是“你记住了多少”，而是“你学会了多少”，直到张无忌回答“全都忘记了”的时候，才让他上场作战。“这其实是一种智慧的隐喻。好比营养的吸收，看重的不是你胃里还有多少食物，而在于你的血液、骨骼、肌肉因吸收而发生了什么改变。人的智慧也一样，老师提供的只是范本，重要的是自己融会贯通。”

　　陈墨还介绍，金庸故事中描绘不同性格人物的成长过程，其实对当代中国的教育有着非常有益的借鉴意义。就拿《射雕英雄传》里郭靖这一笨小孩的经历来说，“江南七怪”好比是他的小学老师，在恨铁不成钢的情况下他们只好实行填鸭式教学；而马钰好比是中学老师，在玩耍的过程中教会了他内功，为日后奠定良好基础；郭靖遇到的最好的老师是洪七公，他用了半天教会了黄蓉“逍遥游”，却让郭靖用十年、二十年时间研习“降龙十八掌”，之后还让郭靖在桃花岛上接触所有大师的武功，进行“博士后研究”。陈墨认为，洪七公的教育方式实际上是呼应了孔子的“因材施教”，可惜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教师都延续着“江南七怪”的方法，导致中国人智慧资源的严重浪费。而郭靖母亲李萍对他人生的启蒙，以及黄蓉在谈情说爱中给他灌输的传统文化滋养，都说明了在教育的过程中，人性的发展比技能的把握更重要。

　　金庸小说是历史、传奇与人性三维的结合

　　陈墨认为，金庸的小说提升了中国通俗文学的地平线，达到了“俗而能精”的境界。他认为，同是武侠小说，梁羽生的作品体现了历史与传奇的二维，古龙作品体现了传奇与人性的二维，而金庸的作品却是历史、传奇和人生的三维结合，从他的第四部小说《射雕英雄传》开始，这三个维度水土交融，人性与成长成为其作品的核心。

　　此外，金庸小说中对中国传统的儒、道、佛进行了充分的阐释，而且将这种元素丝丝入扣地体现在人物特性中。其中，群体性与个人克制是儒家的两大元素，这在为国忧心的郭靖身上有着充分体现。而道家的自然、无为则在优柔寡断又充满灵性的张无忌身上彰显，而自由、自我的特点在敢爱敢恨的杨过身上表露无遗。佛教的慈悲特性则集中体现在《天龙八部》里的段誉身上，“但可贵的是，金庸没有将自己的作品变成一本传教书，而是为作品立起了一个人性化的屏障。他用20世纪文明的观念对传统文化进行了装修改造，在保留其根本价值观的同时，用人性的方式将宗教的话语变成生动的人生故事，而不仅仅是用宗教理论演绎的符号。”(记者 梁婷 齐洁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