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不出名单的国宝工程

　　“国宝工程是中华抢救海外流失文物专项基金会启动的长期的社会工程，宗旨是协助政府、动员社会力量广募资金，通过回赠、回购、讨还等方式，多渠道促成流失海外的国宝早日回归祖国。”牛宪锋说。

　　“圆明园十二生肖铜像当然在国宝工程的名单上，人们熟悉的很多文物例如敦煌雕像也在名单上。但这个名单永远也列不出来，因为我们始终都不知道，究竟有多少、有哪些中国文物流失海外，它们最终去向如何。”牛宪锋对于国宝工程的解释也是如今海外流失文物的现状。像海市蜃楼一般，国内的人对流失海外文物的了解是个隐约的轮廓，然而伸手去抓时却什么也抓不到。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调查表明，在全球47个国家的两百多座博物馆中，被记录的中国文物约167万件，流散海外民间的大约是这个数目的10倍。这样一种现状，仅靠几位爱国人士的捐赠不可能达到挽救海外流失文物的目的。

　　回购、捐赠、依法追索是海外流失文物回归的最主要途径。第三种方式实施起来最为艰难。但在中国政府的不懈努力下，一批珍贵文物已经成功被追索回国。据媒体报道，2000年一批被八国联军从广州劫掠的瓷器从新西兰追索回国，2001年从美国海关追索回走私的河北曲阳古代彩色石雕像，2003年从香港拍卖行依法索回河北承德被盗出境的40多件珍贵文物等。

　　由于追索的过程漫长，回购、捐赠仍是最广泛的文物回归途径。2002年国家专门设立“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由财政部每年拨款5000万元，与国家文物局共同管理，专项用于征集珍贵文物。自2002年以来，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利用这项经费已征集数千件文物线索，并成功从海外征集百余件重要的、有影响的珍贵文物。

　　中华抢救海外流失文物专项基金会由文化部创设，是以募集资金抢救海外流失文物为宗旨的第一家民间公益组织。自2002年成立，基金会已经募集数笔资金，多次为文物回归做前期准备工作。基金会现正与一家国外博物馆协商讨还中国文物的事宜。牛宪锋说，这件事很困难，但现在已经有些眉目了。

　　尽管有国家大力扶植和专门组织的全力参与，文物回归的形势也并不乐观。牛宪锋在解释基金会工作范围时特别强调了“流失文物”的概念。按照基金会的定义，他们所负责的海外流失文物是指，战争期间被掠走的文物，而不包括国内走私的文物。之所以这样界定，是因为走私文物是政府追索的主要对象。

　　政府追索的时间跨度和难度都比较大，有政府背景的民间公益组织又未将其列入工作范畴，因走私而流失海外的文物成为文物回归中的特殊群体。民间收藏家就在这种背景下，登上挽救海外流失文物、特别是走私文物的舞台。

　　民间收藏家走出国门寻宝

　　“光等着海外爱国人士送回来不成，我们也要自己出去找。”浙江宁波的家具商人何晓道本着这样的想法，正在琢磨是否参加中华抢救海外流失文物专项基金会组织的“寻宝团”。今年11月，寻宝团将赴欧洲，参加伦敦拍卖会和德国亚洲艺术品拍卖会。

　　此前，基金会曾多次组织寻宝团赴海外寻购中国文物。自2006年首度赴日后，基金会在一年时间里组织了赴日本、美国、瑞典、德国、荷兰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的多次活动，何晓道的藏友、同样是浙江商人的王旭平曾参加了首次赴日寻宝团。王旭平在日本购买了几件中国文物，也购买了一件日本玉器，这令他和寻宝团陷入非议之中。

　　何晓道对于寻宝团的兴趣在于这提供给他一个到海外购买中国文物的机会。何晓道是一位深爱古典家具和民俗文物的民间艺术收藏家，他曾开办浙江最大的民俗博物馆。何晓道从做家具外贸生意起家，在卖家具的过程中，他逐渐变成了一个收藏家。

　　何晓道说，他看到一件件古家具被卖到国外，心里不是滋味。被卖出去的东西都是精品，手工艺出众。他虽然卖家具，却在心里想着“不能让我们的宝贝再流到国外”，于是他开始收藏。

　　何晓道的夫人说，为了寻宝，何晓道曾挨家挨户查访那些散落于民间的宝贝，如华美的门窗隔扇、雅致的木刻腰板、宁绍朱漆嫁妆器具等。何晓道的夫人记得，四五年前，他们曾看到一张清朝的床，听说马上就要卖到美国去，他们立即和对方联系，磨破嘴皮子，花了两万多元钱，好不容易把它截下。

　　何晓道在浙江范围内的藏友会中小有名气。浙江民间收藏近两年发展势头迅猛，据藏友自己说，这体现了“盛世收藏”的价值取向，江浙地区经济发达是不争的事实。这支队伍往往以收藏为职业，很多人还有自己的文物艺术品门市部。其中，担任各地文物古玩市场和收藏家协会骨干的藏家，是收藏活动的引领者和推动者。比如，王旭平就身为中华抢救海外流失文物专项基金会“国宝工程藏友会”的会员。

　　“国宝工程藏友会”有会员200多人，据牛宪锋说，只有成为该藏友会会员，才有资格参加赴海外的寻宝团。海外寻宝团通常都在拍卖会期间组织，除参加拍卖会外，也去当地的古玩市场、博物馆参观，与当地的收藏家举行小型交流会。牛宪锋认为，文化交流是寻宝团的一个目的，但团员认为，最主要的目的当然是购买文物。

　　牛宪锋并没有将寻宝团视为一个有组织的回购中国流失文物的渠道，因此他觉得团员是否购买中国文物、文物价值如何，完全凭借团员的偏好和实力，不能与国家抢救海外流失文物的义务挂钩。基金会作为组织者，只提供海外“寻宝”的机会，不与团员之间签署任何回购中国文物的权利义务关系，对团员购买的文物数量和质量不做评价，不做统计。

　　然而，当王旭平在日本购买了一件日本文物而陷入争议后，牛宪锋发现，这个寻宝团已经在公众心中被套上了“抢救海外流失文物”的责任。这让寻宝团和组织者中华抢救海外流失文物专项基金会陷入一种尴尬中。

　　何晓道有点犹豫，他愿意为回购流失海外的珍贵文物做出贡献，但参团本身却只是一个单纯的收藏行为。他的一只脚踏在收藏家对于古玩珍宝的热爱上，另一只脚踏在对于中国文物的保护上。他的一只脚是跨越国界的，另一只脚却结实地踩在朴素的民族感情上。中国文物学会原会长罗哲文认为，这就是中国民间收藏家的双重性。

　　牛宪锋说，他每天都能接到从海外拍卖行、古董店打来的电话，告诉他现在有某件中国文物即将拍卖。牛宪锋说：“这就是一种商业较量。他们找到我，也找其他收藏家，在他们眼中，我们这个公益组织和其他买家并无不同。我们先要初步评估那些文物的价值，如果有必要，就请专家背对背进行鉴定。确实属于珍贵文物的，我们会和对方谈判，要稳住控制权，不能让文物再流走，然后募集资金，直到回购安置国内。”

　　这样的电话越多，表明中国流失海外文物的状况越是严峻。不过牛宪锋也接到这样一通电话，一位海外爱国人士表示，将购买一件珍贵文物送回祖国，委托基金会联络相关事宜。牛宪锋说这件事还在洽谈中，但他很兴奋，这又将是一次多元化共同努力的文物回归。

　　记者 袁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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