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意双方关于帕瓦罗蒂首次来华的谈判中，稍微特别一点的要求，中方几乎都很难做到。其中的差异，既有观念上的，又有物质上的。回首这一切，真让人有隔世之感

　　1986年、2001年、2005年，帕瓦罗蒂曾经三次来华。其中以1986年的首次来华最为中国人、也最为帕瓦罗蒂本人所看重。有人说，是帕瓦罗蒂，为中国人真正打开了一扇西方歌剧的窗户。帕瓦罗蒂本人也说：“这趟中国之旅是我毕生最美妙的经验之一，永远不会从脑海里消失。”在他的自传《帕瓦罗蒂的世界》中，用了一章的篇幅记述此行。他写道：“那次访问以后，中国政府曾多次邀请我再次前往，但我总是加以拒绝。我相信，不论另一趟访问有多么成功，也不可能像1986年的经历那么自然、美妙。类似的体验一生难得出现一回，第二次绝不会再有。”这似乎可以解释，帕瓦罗蒂前两次来华为什么中间相隔了那么长的时间。

　　2007年9月6日帕瓦罗蒂逝世后，很多国内媒体刊登了悼念文章，回溯他与中国的渊源。但不少文章并不准确。笔者所服务的中国对外演出公司，是帕瓦罗蒂1986年首次来华的主办机构。借工作之便，我到档案室里打开了当年的卷宗。厚厚三大本卷宗中，封入了“谈话谈判备忘录”、“明码电报”、“接待计划”、“外宾接待简报”等各种当年往来的工作文件，也封入了今天看来别有意味的帕瓦罗蒂第一次来华的细节。

　　意大利政府出钱

　　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因素和经济原因，欧洲一个剧院到遥远的北京演出一台歌剧，在那个年代绝非易事。中演公司的一份报告显示，早在1979年，意大利政府就提出派遣罗马剧院访华，由于经费的原因，最终未能成行。后来几乎每年都会旧话重提。以至于中国文化部都感到有些疲惫了。关于热那亚歌剧院1986年访华一事，最早的一份文件，是中演公司1984年10月20日写给文化部的请示报告。当时的文化部主管领导在上面批示：“此团来访的来龙去脉未说清楚。邀请如此大团来访，目的必须明确。请再查一查情况，告我。”

　　中演公司急忙报上去一份更详尽的报告，说明热那亚歌剧院此次访华“确有诚意，将会得到官方资助”。为了让领导决策方便，还特别在新报告中提出了两个方案：其一，热那亚歌剧院与帕瓦罗蒂一起来，共160人；其二，请帕带二三十人小乐队来。但同时指出，如果热那亚歌剧院不来，费用可能有问题，因为意大利政府已经决定对该剧院访华给予官方资助。明眼人一看便知，第二个方案完全是个伪方案，根本就不成立。于是领导果断批示：“拟同意按第一方案，即请意大利热那亚歌剧院160人(包括名演员帕瓦罗蒂也来)于1986年6月来华访问演出。”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刘德有、部长朱穆之很快相继圈阅表示同意。这件事就算初步定下来了。

　　中国方面很强硬

　　之后，是长达一年多的各种具体谈判和准备工作。但是直到1985年11月，双方还都一直没有直接见面。当时的谈判所涉及的内容极为琐碎，排练演出在什么样的剧场，住什么样的酒店，中国当时有什么标准的剧场和酒店，以及饮食交通如何安排，剧院需要来的人数，能不能有啦啦队、摄制组……耳听为虚，对于中国这个遥远神秘的国度，意大利人根本摸不清头绪。

　　显然意方有些着急了，通过中国驻意使馆提出来华进行考察商谈。针对这一情况，1985年10月11日，中演公司致电驻意使馆文化处：“请告热那亚歌剧院，如同意下列几点，我可如期接待该院4人自费来华商定访华演出有关问题并发签证。1.我接待的总人数(包括帕瓦罗蒂的随从人员在内)不能超过160人，超过的人数应自费。2.住房仍为前门饭店登记的旅馆。3.我方解决童声合唱团、吹奏乐队及群众演员有困难。4.同意电视组自费随团活动，每人每天食、宿(两人一间)、交通费至少60美元，城市间交通费另付。以上问题请该院均予谅解。”

　　看得出，中国方面很强硬。谈判过程在帕瓦罗蒂的自传中没有什么反映，只有一句：“这项计划已经进行了一年，但我们很少张扬，因为我们怕最后若谈不拢，会让大家太过失望。”

　　其实，今天来看，帕瓦罗蒂和热那亚歌剧院访华，条件对中国是相当有利的。简单地说，国际旅费和艺术家的工资均由意大利方面负责，中方只负责艺术团落地后的接待安排和相关费用，而且由于是两国政府间的文化交流项目，按惯例不需要支付演出报酬，也不用考虑票房分成问题，只需要支付给艺术家们一点零用金就可以了。与今天商业演出动辄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元的出场费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当时，却有彼时彼地的情况与困难。

　　能否在体育馆里演歌剧

　　在谈判备忘录和相关文件中，有意方提出在体育馆演出歌剧的记录。中方提出，歌剧这样的“严肃音乐”完全不适合在体育馆演出。对方显然不肯轻易放弃，坚持在体育馆是可以演出歌剧的。中方于是告诉对方，如果选择在体育馆，需要另外支付25万美元的费用。25万美元在1980年代可是一笔巨款，为什么需要这么大的费用呢？中方说，需要支付体育馆前后共一个月的场租费。这是当时经咨询，体育馆方面的报价，而且是“上级的规定”，几乎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即便在今天看来，恐怕也是全球最贵的租金了。

　　意大利人倒是沉得住气，说我们在经费方面再想点办法，但后来这个想法还是不了了之，只有选择由中方为之选定的天桥剧场。而就当时的实际情况看，从中国人的角度，在北京也没有比天桥剧场更适合演歌剧的了。如果早在1986年就能够在体育馆演出歌剧，对中国文化领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1986年6月22日至7月4日，热那亚歌剧院在北京天桥剧场演出了6场歌剧《波西米亚人》，其中3场由帕瓦罗蒂出演。此外，帕瓦罗蒂还分别在北展剧场和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两场个人音乐会。依照中国“专业界”人士的标准，帕瓦罗蒂个人演唱会同样不太适合进入大会堂。但是帕瓦罗蒂成功了，他成了第一个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个人音乐会的外国人(其实中国也没人享受这份殊荣)。大会堂的那场演唱会，是经过胡启立提议、胡耀邦拍板决定临时从北展移到大会堂的。这成为1986年帕瓦罗蒂访华的高潮，音乐会结束时，在一遍又一遍的谢幕之后，帕瓦罗蒂即兴发表讲话，表达了他的激动与感激。从大会堂出来，坐上红旗轿车，他对身边的人说：“今晚是我艺术生涯的顶点。”

　　住宿问题

　　开始，意方对许多事情很坚持。比如对于剧场，他们认为天桥剧场“条件太差”；对于人员，中方要求他们限制在160人以内，他们认为“不可能”；对于原先安排的前门饭店，他们觉得“太落后”。随着谈判的进行，他们接受了天桥剧场。160人的限制，双方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允许意方增加到210人，中方只负责接待160人的食宿交通费用，余下的50人为自费，中方同意安排其食宿交通，但每人每天要交60美元的包干接待费。

　　住宿问题，稍微复杂些，中方坚持认为前门饭店“很不错”，连卡拉扬率领柏林交响乐团来,住的也是那里。最后意大利使馆于1985年10月21日照会文化部，仍然很客气，“十分荣幸地通知贵部如下：旅馆，不太理想，为此希望选择一个较好的旅馆，其差价部分，意方支付。”为此，中方为他们重新选择了由著名建筑师贝聿铭设计的香山饭店。香山饭店在当时，是北京最好的饭店。两个宾馆的差价加上意方增加的50人接待费用，合在一起高达8万美元。香山饭店也“趁火打劫”，要求加收提前一天的“起租费”，理由是旅游旺季，北京租房特别紧张，同一天空出这样多房子有困难，需有一半房子要提前一天空出，其一天费用意方要多支付3100美元。我曾向今天的旅行社请教关于“起租费”的问题，他们说早就没有这个说法了，你那是什么时候的皇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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