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证据来！”日本右翼分子说。他们向我们要南京大屠杀的证据。

　　我们与这些右翼分子打历史官司，说到底，就是打证据。

　　我们遇到的对手，是一群不见证据不服软的对手。整个日本民族，证据观念都是极强的，不只是右翼分子。所以，我们拿出的证据，不只是给右翼分子看，也是给整个日本国民看，特别是给读了伪史教科书的年轻一代看。当然，还要给国际社会看。

　　日本人证据意识强，渊源有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人学到了西方的科学精神，学会了西方学术的实证方法，凡立一说，必讲证据，必以事实材料为立论根据，而且举证崇尚绵密，不惮繁琐。若是看一看日本人写的学术论文，便可一目了然。这是一。其二，日本是个法制森严的国度，一般平民都有很强的法制观念，由此便自然孕育出了浓烈的证据意识，涉讼时擅长举证不说，平时争辩也动辄要别人“拿证据来”。崇尚证据，几乎成了日本的国民性。

　　这种国民性本来是个好东西，但一到了心术不正的右翼分子手里，就仿佛变成了“皇军”手里的武器。

　　这种既崇尚证据又心术不正的对手，着实不好对付。

　　我们怎么办？只能拿出证据来！而且要拿出法理学意义上的确凿证据来。空说“铁证如山”是无效的，尽管南京大屠杀天日昭昭，举世皆知。

　　证据，其实是举不胜举的，但是，真正有效的、能够制服右翼分子的证据，却又并非是唾手可得的。回想当年东京审判、南京审判，虽然世人皆知松井石根、谷寿夫等人是制造南京大屠杀的元凶，但要定他们的罪，仍须以法律承认的证据为依据，而最后也正是靠了这样的证据才使恶魔受到了严惩。

　　但是，搜集这样的证据并非易事。当时我方提供给法庭的500多件案例，便是费了极大的努力和周折才搜集到的。关于这些证据之不易得的情形，我方当时有一份报告书这样写道:

　　涉及名誉赧然不宣者有之，事过境迁人去楼空者有之，生死不明无从探悉者有之，故此五百余件均系经极大困难所访得。

　　实际上，当时南京大屠杀刚刚过去没几年，殉难者的血仿佛还没有干，而证据就已经如此难以搜集了，更何况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

　　然而，正是在这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分子向我们索要起了证据！猛然，我们醒悟了，我们发现了自己的失误——战后这几十年中，我们竟未曾用心去刻意地搜集和保存南京大屠杀的证据，以致大量的证据被损毁和消失。譬如，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是建在当年屠杀现场上的，但施工时却没有注意寻找遇难者的遗骨，直到纪念馆建成后整理草坪时才发现遗骨。对这一重要失误，一位研究者曾极惋惜地说道:“当时就想赶快把馆建成，却没有注意挖掘这么重要的历史证据。”再如，通过向大屠杀幸存者做调查以获得证据，本来是早就应该做的工作，但直到近些年才动手，结果，很多当事人早已亡故，证据也随之湮灭。虽然这项工作后来有所收获，但正如许多研究者所叹息的:我们动手太晚了！即使是在调查大屠杀幸存者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有不少失误，比如，一些执行调查的人员由于不够专业或是草率，没能在调查问话时对幸存者做正确的调查引导，致使得到的调查材料上不少写的都是诸如“我们家门前堆满了尸体”、“鬼子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之类的证词，而这些证词在法律上几乎没有证明力。

　　反思我们的失误，它说明了什么问题？一方面，固然说明我们民族太善良，常怀“以德报怨”之心，总把别人往好处想，结果君子被小人算计；另一方面，也说明国人的证据意识太淡薄。

　　何以证据意识淡薄？我想，原因大约有三。长期的农业社会的生活，使国人养成了一种稀松凑合的思维习惯，凡事不大较真，得过且过，相反，凡事都要认真“确认”的习惯却没有养成。此其一。我国的文化传统中有轻视科学技术的弊端，诸如举证、求证、论证之类的逻辑思维方法很不发达，实际上也就是科学思维、科学精神不发达。此其二。人治传统在我国一向居于主流位置，权势往往是大于法制的，所以证据在解决纠纷乃至打官司时常常并不是最重要的，因此人们的证据意识并不十分强烈。此其三。或曰，我国传统学术中不是产生过崇尚证据的乾嘉考据学派吗？不错，是有这个学派。但他们的考据思想和方法并不普及，而且近几十年来还时常受到讥贬，谓之“饾饤琐屑”。以上种种，都聚而成为酿成国人证据意识淡薄的酵母。

　　右翼分子强烈地刺激了我们，激起了我们奋起纠正以往的失误。近些年来，不论是一些官方机构，还是民间人士，很多中国人都在自觉地做一项工作，就是搜集日寇侵华证据，举凡能够证明日寇侵华罪行的人证、物证、书证等等，都在搜求、保存之列。《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的编纂出版(南京出版社2007年出版，朱成山主编)，可谓这种搜集证据行动的一个大动作。这部《名录》，是历史上第一部印成书籍的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厚厚7大册，载入遇难者9000余名。这既是一部珍贵的历史档案，一部有力的证据集，也堪称一尊镌刻着殉难者名字的纪念碑。

　　略举两位遇难者的情况记录，以见《名录》的体例和内容之一斑。

　　高大有男60岁厨师遇难前家庭住址为中华门外宝塔根105号，遇难时间为1937年12月16日，遇难地点在自己家，遇难方式为被日军枪杀，加害日军部队番号为中岛部队。

　　黄蜡红女8岁汉族南京人遇难前家庭住址为中央门外五班村，遇难时间、遗体掩埋时间为1937年12月，遇难地点为中央门外五班村家中，遇难方式为被日军枪杀，遗体掩埋地点为迈皋桥回子山。

　　可以看出，《名录》的体例是相当严谨和科学的，所记录的内容，包括遇难者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住址、遇难地点、遇难方式、掩埋时间和地点、加害者部队番号等十多个项目，这种记录方法，全面呈现了遇难者的情况，其具体性、完备性，使之具有了法律证据的特质。《名录》的严谨和科学，还特别表现在对“南京大屠杀遇难者”身份的识别和确认上。体例规定，书中所载的遇难者，其遇害的时间，必须是在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至1938年1月底之间，因为这个时间范围是东京法庭所认定的南京大屠杀的时间范围，只有在这段时间内殉难的，才具有“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身份。这样做，是为了保证《名录》的科学性，亦即证据的确凿性，只有这样，才能不给右翼分子以口实。为此，许多在这段时间之前或之后不久在南京殉难的同胞，就只好不记入《名录》了。这样的一份《名录》，无疑是非常专业、正规和科学的，是证明力极强的法理学意义上的确凿证据。这是真正的铁证如山。

　　在这样一份证据面前，日本右翼分子倘若不是耍赖，不是死硬地与中国人民为敌，那么他们就应该有所震动，有所醒悟，而日本年轻人如果看了这份证据，也应该对自己读过的伪史教科书发生怀疑乃至抛弃教科书上的谎言。

　　“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脑找证据。”我们已经这样做了，我们还将继续这样做。我们不能稍有怠懈，不能停下来，因为日本右翼分子总是没个完。我们不仅要编纂《名录》这种人物档案性质的书，还要编纂其他类型的有保存历史证据功能的书籍，如口述史、各种资料汇编、图册等等。举凡具有历史证明力的人证、物证、书证，都应该在我们的搜集、整理、编辑、出版的视野之内。要抓紧时间办这件事。时光流逝越久，证据就越难以搜集。

　　30万冤魂在看着我们。为他们讨说法，伸张正义，是我们生者的天职。我们要用自己的行动告慰死难的同胞。(徐水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