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畔枪炮齐鸣，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日军的挑衅和进逼，抗日战争的炮火打响了。由于政府准备不充分，华北地区虽部署有不少中国军队，但仓皇应战，除少数部队的官兵拼命抵抗外，多数一触即溃，拔腿南逃，华北大片国土，包括文化古城北平，很快陷入敌手。

　　“七七事变”时，程砚秋正在山西太原公演。前八天的演出，每日悲剧、喜剧交替上演，反应极好。演出到第九天，事变消息传来。剧团成员的家小都在北平，北平周围炮火连天，大家怎么不心急如焚？戏无法唱下去了，立时辍演，同仁们也包括程砚秋都归心似箭。由于战争，平汉铁路已断，火车不通，程砚秋等被困在了山西，经朋友帮忙，弄到汽车，他们乘汽车去大同，再换平绥路火车，走走停停，才辗转回到北平。

　　《荒山泪》和《春闺梦》是京剧大师程砚秋的代表作。一上演就震动了保守、沉闷的北平剧坛，犹如划天而过的彗星，放出璀璨夺目的光芒。程派艺术因此更上一层楼，程砚秋的声名更盛了。他的观众层面也随之扩大，关心国家兴亡、人民疾苦的爱国正直人士和知识分子，从程剧中得到共鸣。

　　程砚秋滞留山西的消息传到延安，引起周恩来的关注。周恩来早年看过程不少戏，对他的艺术和为人十分钦敬，闻此曾派人去山西，打算先把程等暂时接到延安再做安顿。人到山西，程砚秋已乘汽车北上了。如果当时程砚秋真被接到延安住上一段日子，直接接触了共产党，那也许他的后半生历史将是另一种样子。程砚秋辗转回到北平，等待他的却是一座被日本军国主义占领、毫无生气的死城。不少商店上着门板，街上路静人稀，日本兵把守着各城门检查行人，就像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中所描述的那个样子。日本兵的刺刀、皮靴，深深地刺伤了程砚秋的心。

　　故都沦陷，人心不安，很多剧团难以演出；就是演出，观众也寥寥无几。亡国奴的威胁，使人们惴惴不安，哪有心思去看戏？靠吃“开口饭”的戏曲艺人，生活上陷入了危机。

　　日本军侵占北平后，急于粉饰太平装点门面，恢复“歌舞升平”的局面，遂找梨园公会，胁迫他们组织京剧名角联合唱义务戏，名义是“支援皇军，捐献飞机”。

　　北京(日军侵占后又复此名)素有唱合作义务戏的传统。一定时期就有以“赈灾”、“救济贫困”等名义的义务戏，很多名角各呈佳剧荟萃一堂的大合作，往往轰动九城，名宦巨贾各界士媛争相观看，票价再高也在所不惜。因为义务戏实在是难得的一次集中欣赏京剧最佳表演之良机。所以，北京一有大义务戏，就成了各报刊的重要新闻，采访特写，渲染夸张，爱好京剧的古城观众，即使看不上戏，也争相阅读报道，谈论时眉飞色舞、乐此不疲。

　　日本人和一些依附日本人的民族败类，看中了北京人的心理，想用办大义务戏的方法，繁荣市面稳定人心。还有，“捐献飞机”，那唱戏的和听戏的岂不都是“效忠皇军”的良善子民？！

　　当时梅兰芳早已南迁不在北京，杨小楼以年老多病为托词，日本人一进城就谢绝舞台，于1938年阴历正月十五病故；在旦角中，以程砚秋声名最盛，所以这场义务戏一定要让程砚秋出台。

　　在高压下，许多京剧名演员对这场义务戏不敢不唱，硬着头皮答应。梨园公会的人找程砚秋商量，却碰了个大钉子。

　　这天，程砚秋正在什锦花园家中闷坐。“秋声社”的经理人吴富琴、高登甲陪着梨园公会的人来拜望程砚秋。梨园公会是京剧伶人自己的组织，办事人也是同行熟人。双方客气寒暄落座献茶。大家都知道程砚秋一向刚正不阿、宁折不弯的性格，可事情又不能不和盘托出，于是来人嗫嚅地说：“四爷，您看有这么件事，还得请您帮忙……”

　　一向彬彬有礼的程砚秋，未等对方把话说完，腾地站了起来：“什么？给日本人唱义务戏？我不唱！”来人婉转陈词，希望他能圆这个场，体谅同业的难处。程砚秋斩钉截铁地说：“我不能给日本人唱义务戏，叫他们买飞机去炸中国人。我一个人不唱，难道有死的罪过！谁愿意唱，谁就唱，我管不了。”来人再次劝说，表示大家很怕日本当局，以程在京剧界的地位，若坚决不唱，“对您、对京剧恐怕都不利”。程砚秋气得涨红了脸，愤愤地说：“我一人做事一人当，绝不连累大家。献机义务戏的事，我程某人是宁死枪下也绝不从命！不妨转告日本人，甭找梨园同业的麻烦，我有什么罪过，让他们直接找我说话就是了。”一番话掷地有声，大义凛然。

　　幸好这些“反日”的话是对同行们说的，没有传到日本人的耳朵里。但是，日伪当局从程砚秋拒演献机义务戏以及以后的一系列行动：不为敌伪当局唱堂会，拒绝参加去“满洲国”的“文化使节亲善团”，公演时不给伪政府、报社、电台留“官座”等，看出程砚秋有抗日的“反骨”，等有机会收拾他。

　　【摘自《京剧大师程砚秋》胡金兆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