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在一个大多数人热衷谈论股票、房价的当下，你为什么会写像刘高兴这样边缘的拾荒者？

　　贾平凹：首先是刘高兴这样一个新农民闯入了我的世界。平时他们就好像是一只猫或一只狗，又或是一阵风，虽然进入了城市，但城里人视而不见。

　　新京报：你承认在城市里生活了几十年，但仍然有严重的农民意识，内心深处厌恶城市。那你自己怎么能冷静地书写？

　　贾平凹：我虽然生活在城市里，但还是经常感到不自在。初稿10万字我带着我和他们对城市的厌恶下笔，后来才醒悟过来重写。农民是对城市充满了偏见，但我不能把自己当成农民工，既然他们离开土地就必须正面城市。马克思也说过，乡村的都市化是国家现代化的标志之一。这条路可能要牺牲一代甚至两代农民，作家所能做的只是留下一份社会记录，很有限。

　　新京报：有网友批评这本小说写得跟刘高兴的流水账似的，你怎么看？

　　贾平凹：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不用再考虑技巧。呈现这种语言状态，表面上看，是因为小说以刘高兴这个农民的第一人称来叙述，但更主要的是作者心态的折射。这个小说对我的老读者来说的确是一种挑战，我就写了两三个拾破烂的人的平淡生活，没有什么跌宕起伏的情节，但是写书法的人都知道，越是简单笔画的字越见功力。

　　新京报：小说发表后，刘高兴的命运有无变化？

　　贾平凹：他可成名人啦。人家都说他：“你身上带个钢笔啊，有人要找你签名呢。”他还写了3.5万字和我交往的故事，别人看了都说写得生动。现在他们一家三口都在西安，他投靠儿子送煤，他老婆先是去帮人家照顾病人，后来人家嫌她吃得多，把她辞退了，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