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有季羡林,南有饶宗颐。

　　时维秋初,香港酷热。90高龄的饶宗颐,几次安排时间,与我们谈古论今。话题,在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历史、考古等学术活动中徐徐展开,还原二十世纪之初至二十一世纪之初今日的百年沧桑,在“国学”热方兴未艾的今日再贴近不过。

　　饶宗颐清癯健谈。作为中华文化沃土上成长起来的一代文化大师,他的影响遍及大陆、港澳台及海外汉学与中国文化艺术领域,是中国一个时代的代表学者之一,被誉为“业精六艺、才备九能”的“通儒”。他长期从事教育事业,桃李满天下,始终是青年人的良师益友,具备传统儒者的全部经历,温柔敦厚,一派古学者本色。

　　他翻译及研究世界最古老的巴比伦史诗,《近东开辟史诗》成为该领域的第一部中文译本。他致力于佛学及中印古代文化交往史等艰深课题的研究,包括古印度梵文婆罗门经典,曾深入钻研《梨俱吠陀》,并独树一帜、自成一家,为纪念这段因缘,他将书斋命名为“梨俱室”。他在悉昙学上更是独继绝学,在学术界相关领域深受推崇。这些都超出一般学者的研究范围。

　　饶宗颐感念:“当年叶公老提携了我,更提携了比我年长的陈垣先生,陈垣先生又提携了启功先生”

　　1917年旧历六月二十二日(阳历8月9日),广东省潮安县(今潮州市)一个世代书香之家,饶宗颐呱呱坠地。父亲饶锷是潮安钱庄老板,同时为当地大儒,与二伯父都对佛学和经史素有研究,著有《佛国记疏证》、《汉儒学案》、《王右军年谱》诸稿及《慈禧宫词百首》等著作多种,家学渊源深厚,家中“天啸楼”藏书达十余万卷,为当时粤东最富盛名的藏书楼。

　　望着襁褓中的男孩,父亲期待他学习宋代理学家周敦颐,给他起名“宗颐”,字“伯濂”,也是效法周敦颐在庐山创办的“濂溪书院”。在这带有佛学色彩的书香门第和万卷藏书中浸淫成长,饶宗颐终成一代学问大家。

　　“天啸楼”下,饶宗颐既是藏书家,也是“用书家”,未成年时即整理其父遗著《潮州艺文志》,连载于1935、1936年《岭南学报》上。饶锷先生旧稿23卷,其中已编定16卷;饶宗颐先生除“别其类次”、续订外,又加《外编》、《订伪》、《存疑》等卷。此书连同1946至1949年由饶宗颐担任总编纂重修的《潮州志》,采用新材料、新体例和新方法编撰,精研创新,被誉为“方志史的里程碑”,为我国地方志的一个开创性典范,至今仍为修地方志所遵从。而他的上述著作连同《潮州丛著初编》、《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潮州志汇编》等等,又使他成为“潮州学”的先驱。

　　1935至1937年,不到18岁的饶宗颐以广东省立四中肄业的学历,受聘于国立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担任艺文纂修。同时受聘的学者多是大名鼎鼎的岭南才俊,如温廷敬、冒鹤亭、冼玉清等。饶宗颐以晚辈后学的资历跻身前辈名家行列,说明他在岭南文史上的造诣已见重于士林,也说明那时不拘一格、任人维才的优良学风。抗战开始后,中山大学避敌西迁至云南澄江,饶宗颐本来应一同赴阗,但因病滞留在香港,由此与香港结缘。

　　滞港的1939至1941年,饶宗颐协助大学问家叶公绰编《全清词钞》,同时为王云五主编的《中山大辞典》撰稿。当时有一位70多岁的老学者,把年纪轻轻的他介绍给了叶公绰,饶宗颐由此邂逅清词,进而在后来的1952至1968年在香港大学任教期间,更由此上溯至宋、唐,深入研究了词学,出版了《词籍考》,与人合编《词乐丛刊》等等。其中《词籍考》是第一部以目录学和版本学研究词学的著作,对后来研究者有很大启示作用,30年后由北京中华书局再版。

　　南国的午时让人昏昏欲睡,饶宗颐却兴致勃勃。谈到这段往事,饶先生仿佛回到风华正茂的少年时光,继之又流露出对先贤的深沉怀念。他说,近代香港文化的发展,与叶公绰是分不开的,他召集了一大批文化人来港,奠定了香港文化发展的基础。当时香港的华人富商有古代“养士”的传统,像“南北行”高、陈等老板都邀集了不少前清翰林、进士等“太史公”,在香港大学等文化殿堂任教或著书立说,以自己的财力资助他们的文化艺术活动,使中华文化在香港百年殖民历史下仍薪火相传、发扬光大,开了香港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传统。港大图书馆大门上叶公绰书写的对联“高楼风雨,南海衣冠”,正概括了这样的史实。

　　他感慨地说:“因缘际合,不可思议。叶公绰先生早年受知于梁士诒老前辈。当年叶公老提携了我,更提携了比我年长的陈垣先生,陈垣先生又提携了启功先生;而可以说,没有梁士诒的提携,就没有叶公绰,没有叶公绰先生的提携,就没有陈援庵先生、启功先生和我本人。我们中国读书人就是这样爱贤爱才、见贤思齐、代相提携、转相为师,中华文化因而百世流芳、发扬光大。叶先生不但学德优秀,而且学识卓越,他还是首先提倡敦煌学的人。”虽逾90,提起先辈恩师,老先生的孺慕之情依然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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