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对十年“文革”进行反思的合集，分上下两册。作者或为“文革”的参与者、见证人，或为专门研究“文革”的学者，所收文章从不同角度，对“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时代背景、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的成因等作了深入的阐发和分析，既有史料的真实性，又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本报特摘选书中李雪峰回忆“文革”内情的文章，以飨读者。

　　　林彪陷害罗瑞卿时，罗还蒙在鼓里

　　1965年12月7日，接到通知要我到上海参加中央的会议。当时我正在下面抓“四清”。7日，我从河北永年县赶回北京，8日由北京飞到上海，行前对会议内容一无所知。12月9日开始开会。会议由林彪主持，毛主席没有参加，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批判罗瑞卿。批判罗瑞卿的起因，是11月林彪让叶群从苏州到杭州向毛主席告罗的状。林让叶到杭州，告诉她要躲开什么人，直接找到主席。叶群到了杭州也不容易见到毛主席。主席也不知道她有什么事，让她等。她就和主席的秘书徐业夫谈了谈。她在杭州打电话请示林彪，想给主席写个东西送上去。林彪批评她：你糊涂!真蠢!意思是必须向毛主席本人讲，叶群又去，写了一个条子，要求面谈。这样才见到毛主席。

　　据说讲了5个小时，主席听了5个小时。主席问得很仔细，但一直不表态，最后，主席相信了叶群的话。

　　这时罗瑞卿正在云南视察工作。12月10日，中央要他马上回来，到上海开会。罗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接到通知就飞往上海。一下飞机，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和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迎接，将他送到一个地方，警卫森严，实际是软禁。罗瑞卿是搞保卫工作的，他一住下，马上就明白自己已失去自由，非常生气，又莫明其妙，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始终没有参加会议。李井泉不知道，还给罗瑞卿送橘子。

　　突出林彪时，毛泽东依然紧握军权

　　我参加的那个组是总理主持，有贺龙，还有叶群等知情人。

　　叶群在会上介绍她与主席谈话的过程。她揭发罗瑞卿和刘亚楼两个人躺在床上，密谈一直到天黑。(刘已于1965年5月病故，生前为空军司令员。)说罗瑞卿要刘亚楼转告叶群四条意见：

　　1.林总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不退也要退，现在不退出，将来也要退出政治舞台；

　　2.要好好保护林总的身体；

　　3.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罗总长去管好了；

　　4.一切由罗管，要放手叫他去管。还说罗骂林是“占着茅坑不拉屎”，等等。

　　在会上，邓小平比较和缓，传达了毛主席12月2日在海军的报告上对罗瑞卿问题作的批示，内容是：“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总理也很谨慎，态度不很明朗。贺龙讲了几句。林彪在会议上宣布撤消罗瑞卿的职务(书记处书记、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

　　我当时想，罗是听毛主席话的，和毛、林的关系从来都是可以的，怎么一下子成了现在这样?!会上规定不准记录，也没有讲怎么传达。会议开得十分秘密。13日会议结束。

　　16日我飞回北京。要向下传达，因为没有记录只能是口头传达。我当时兼北京军区政委，在军队本应由军队的廖汉生同志传达，但他说军队、地方一块传达，非要我传达。我是第一政委，没办法，只好传达了。我也没多说，写了一个很短的提纲，后来又在华北局传达，要点就是毛主席决定开会批判罗瑞卿，大家都赞成。会后，军队就开始批罗了。

　　搞掉罗瑞卿，不等于说毛主席就十分信任林彪。主席考察干部是反复的、长期的。他批评彭德怀时就说过林彪：“别的事都是马列主义，就是对他自己的病的看法是唯心主义。”林将自己的病看得过重了。抗美援朝这么大的一件事，高级干部理应为之拼命的，然而主席提出让林彪指挥时，他竟推了，还认为不应出兵，自己跑到苏联养病去了。这件事和斯大林有什么关系不知道，但很可能是走的高岗这条线。高岗和斯大林有直接的来往，而高岗进行反刘少奇活动首先找的就是林彪。联系到早在长征途中的会理会议上林就反过主席，主席碰到困难的时候林会怎么样，主席一定会反复考察的。

　　1964年9月28日至10月12日罗马尼亚领导人毛雷尔、齐奥塞斯库在中国访问期间，曾劝中国同苏联和好。主席顶了，意思是不行，要和好，苏联总要有个表示，先讲话(自我批评)，百分之九十的责任应该是他们的；林就在一旁说百分之九十九。“文革”初期，主席讲不宜搞急刹车；林就赶快讲：如果急刹车可能摔下来。林彪总是这样，总是表示和主席的意见完全相同，而且讲的比主席讲的还厉害。主席一讲完话，他马上讲两句话，第一句是毛主席发表了非常重要的指示，第二句是我完全拥护。他的这些做法也可以使主席从另一个方面考虑：你一直捧我做啥?实际上，林越是捧主席，主席就越警觉。

　　本来，把罗瑞卿搞下去，林彪就突出了，但主席对林也不完全放心，自己一直牢牢掌握着军队。不然为什么定了一条：“文革”期间不准调动军队，调一个排也要军委主席签字，就是必须由毛主席签字。可见毛还是不完全放心，不让林有权调动军队。

　　第一次杭州会议，对罗瑞卿的批判一边倒

　　1966年上半年实际是“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酝酿时期。

　　上海会议后，1966年1月21日，江青由上海赶到杭州和林彪商量“文艺革命”问题。林向总政下达指示，2月2日至20日，江青根据林的委托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江说：“在文艺方面，有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这条黑线专了我们十七年的政，”“该是我们专他们的政的时候了。”3月22日林彪将座谈会纪要报中央常委。纪要经毛主席修改三次，再由林报中央，4月10日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

　　3月8日凌晨，邢台发生地震。我们正在天津召开华北局书记处生活会。8日晚周总理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进行救护、救灾工作。我当时表示要去邢台。总理说：你先不动，我先去。总理赴邢台视察后，12日到16日在天津参加华北局的会议。16日总理作报告，会议结束，我们回到北京。

　　会议还未结束时，我就接到通知，让我到杭州开会。

　　17日我从北京乘飞机到上海，而后乘火车到杭州，我们住在新落成的西泠宾馆。忙中偷闲，住下后游了苏堤。

　　当天下午5时我们就到主席那里开会，主席住在刘庄。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成员加上六大区书记，总理、彭真都在。小平同志没有来，他为了躲开处理罗的事，到三线视察去了。林彪似到场。

　　这次会议我有记录，会开得很自由，没有正式报告，主要是毛主席讲。

　　他先是扯些闲话，很随便的，然后讲到文化革命，点了乔木的名字(他未到会)，批评了吴冷西，说：“我看你们只是半个马列主义者，半个三民主义，你们自己做结论，算不算马列主义?”大家也听出来不只是这几个人的事，而是批评文化工作方面的问题。主席也没有讲得那么透。

　　大家听着，哑口无声，谁也不能表态。陶铸是勇敢的，敢讲话，这次也很谨慎。参加会议的人相互之间也不敢多说话，又都想试探一下，了解情况，但是谁也不主动，也不敢主动。

　　当时彭真的地位还可以，是中央秘书长，还管着罗的事。记得会议中间，他去接电话，回来说罗(3月18日)跳楼把腿摔坏了。这时毛主席有些惊讶的样子，问：“为什么跳楼?”然后讲了一句：“真没出息!”听起来那意思是官司刚开始打，就跳楼，官司还在后头呢。

　　我想主席还在观察，从事后的事态发展也可以看出，主席为什么讲这句话，因为中央还未做结论嘛。主席还在考虑还可能牵扯到什么人。

　　3月会议主要点了杨尚昆、陆定一的事，还听了江青介绍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情况。会议对罗的揭露就多了。一边倒，群情激奋。光听会上的揭发，罗的问题就大了。

　　20日上午会议结束。

　　21日，陶铸领头，大区书记们参观了花坞、玉泉。我们离开杭州到上海。23日从上海飞回北京，当天召开书记处会议。

　　毛泽东说：北京的空气很沉闷，不愿在那里住

　　杭州会议后，学术批判不断升温。4月9日—12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书记处会议，会议内容之一就是研究学术批判的问题。

　　会后马上就召开了第二次杭州会议，又叫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我于14日从邯郸返京，15日飞上海，从上海到杭州。当时来的人比较少，就安排在西泠宾馆(八层楼)。

　　彭真来得晚，我们还换了一下房子，住在同一层。

　　叶帅也来得晚，来了就问我：“这个会议是干什么，3月不是刚开了会?”

　　我说：“我也不知道。”

　　叶帅说：“送彭真上飞机时，彭真和我讲了两句话，说现在又出事了，他出事了。”

　　彭真到杭州后，要求和毛主席见面谈话。彭真和徐业夫讲时我正在旁边。彭说：“我要求和主席见面，只讲20分钟。请你转告。”徐业夫会转告的，可是主席没有见彭真。这样我们就知道事情大了。

　　会还没有正式开，18日关于彭真问题的材料就出来了。一个材料是4月16日《北京日报》以三个版的篇幅发表的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的文章，并加《北京日报》、《前线》的编者按。在编者按中有所检查，并提到《前线》发刊词。康生讲这是个假批判，真包庇，假装自我批评。又说《前线》也发了一篇文章，他始终没有看到。我们知道“三家村”的问题牵涉到北京市委。

　　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是按照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精神写的。社论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

　　19日开始开会。

　　20日、22日、24日、25日在主席那里开了几次会。主席谈得很活跃、和缓，但讲话中插的那几句话就重了。主席说：北京的空气很沉闷，他不愿在那里住，愿到上海来。那时柯庆施和江青已联系较多。1965年初，江青就躲到上海来密谋策划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一文。我们在西泠宾馆吃过饭出去散步时，六个大区书记包括刘澜涛在内，没有一个敢和彭真并行，也不和他讲话。我还和他讲话，因为彭真1938年就是我的上级，关系可以。但我们也只能讲些废话，“天热了……”谁也不敢讲正题。

　　中央指定我和宋任穷“陪”彭真回北京

　　4月21日少奇访问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三国后回到杭州，主持了类似政治局的会议。因为少奇从3月26日就不在国内，对这段情况根本不了解，所以会议实际是总理主持。在会上少奇点了两个人的名。

　　王任重说：主席讲得很好，很重要，是否将毛主席的讲话整理成一个文件下发全党。陈伯达说：那你根据你的记录写一下。这就是《五一六通知》的由来。王任重记录的特点是谁的话都记，但只记要点。我的记录是记毛主席的原话，但是别人的插话就记不下来了。我一看他的记录同我的不尽相同，就没有往外拿我的记录稿。

　　王任重起草的文件，后来改动很大，康生说改了八遍。(但也有另一种说法，比如刘志坚回忆：4月14日总理把他叫到钓鱼台8号楼说，中央确定刘和陈亚丁到上海参加一份中央文件的讨论和修改，这就是《五一六通知》。16日他俩飞上海，当天陈伯达、康生、江青召开会议让大家讨论，5月1日刘回到北京。这就是说，第二次杭州会议还没有开，中央已在组织人起草《五一六通知》了。)

　　4月24日，会议基本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草稿。

　　会议结束，中央指定我和宋任穷与彭真一道乘飞机回京，明是陪送，实是押送。在26日晚杭州到上海的火车上，27日上海到北京的飞机上，都没话讲。开始三个人面对面干坐着，后来宋任穷离开前舱，到工作人员那边，只剩下我和彭真。大家心里都明白，我们俩的任务是“护送”他回来。

　　到机场后，我们各自坐车走了。后来有人说我把彭真交给安子文了，这是不对的。

　　上海会议搞罗，3月会议点杨尚昆、陆定一，4月会议批北京市委，批彭。这时谁都知道，问题刚刚开了个头，远没有完。谁也搞不清下一步如何发展。这时的北京大家都很紧张，到处打听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