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牛郎织女”的故事，六个省明争暗斗，到一个“梁祝故里”的传说，十几个城市虎视眈眈，直至今天山西两地对“帝尧故里”的“文化攻势”、河北三地对魏征故里“花落谁家”各执一辞。近年来的中国大地上，围绕着文化遗产的各种争夺战可谓烽烟四起、高潮迭起。

　　这场文化遗产争夺战到底所为何来，透过文化保护的旗帜，其中暗藏的玄机耐人寻味。有人认为这是利益之争，有人认为这是学术之耻，还有人认为这是拉动地方经济增长的无奈之举，您如何看待？

　　事件盘点

　　河北三地共争魏征故里

　　在河北省晋州市区西南部，有一个占地面积706万平方米的魏征公园。这个始建于1994年10月的公园，是“晋州人民为纪念祖籍晋州庞表村的大唐贞观名相魏征兴建的”。去年，河北省馆陶县“成功举办了‘魏征故里馆陶——台州产业合作恳谈会’”。近日，号称魏征故里的河北省巨鹿县则举行了500人规模的世界魏氏宗亲恳亲大会。而且互联网上新观点，说以“唐代石碑”来论证的话，魏征故里应在陕西。

　　山西两地均自称“帝尧故里”

　　今年4月3日，山西临汾市启动了对尧陵“30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修复”，其中一期工程投资高达1000万元。此前，临汾市委还牵头成立了尧文化研究会，主要任务是整理、保护和发掘“帝尧和其臣民所创造的思想、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成果，以及相关的文物、遗迹、传说和故事”，并研讨出版相关书籍。

　　几乎同时，山西省长治市长子县也邀请省内外专家学者，召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尧王故里暨尧文化研讨会”。据了解，长子县还邀请全国的专家学者对尧王故里进行论证。一时间，尧真假故里之辩，为人们议论纷纷。

　　山东两县争夺“金瓶梅”

　　山东阳谷县与临清市相距不到80公里，同属聊城市管辖。自去年起二地共同打起了《金瓶梅》这张牌，前者已经建起了“金瓶梅”文化区；后者请北京大学教授出招，自我定位为以《金瓶梅》休闲文化旅游体验为特色的旅游城市，而且打出了“《金瓶梅》故乡”的旗号。

　　更多事件回顾

　　炎帝之争：湖南株洲有个炎帝陵；1994年湖南酃县更名为炎陵县；山西高平市修建炎帝陵，用大量的古代石碑为其“撑腰”。还有专家指出，陕西宝鸡才是炎帝的正宗故乡。

　　舜帝之争：舜耕历山，这个典故国人耳熟能详，但历山在哪里？山西垣曲、翼城、沁水、洪洞都称在本地。山东也来争夺“舜王”，还办了一个名为“舜网”的网站。

　　老子之争：河南有人认为老子的故里在洛邑，建了老子文化广场；安徽有人认为老子是涡阳人，也大打“老子”牌，开发老子文化。

　　姜子牙之争：在我国家喻户晓的姜子牙，现在有许多“故乡”，其中有“山东说”、“许州说”、“新蔡说”等。

　　皇甫谧之争：皇甫谧是中华“针灸鼻祖”，宁夏、甘肃两地媒体、网民为争论其归属地，吵得不可开交。

　　诸葛亮之争：今年，湖北襄樊举行仪式，纪念诸葛亮出山1800周年。诸葛亮躬耕之地有湖北襄樊和河南南阳两种说法，“嘴官司”打了多年。

　　观点争鸣

　　文化遗产之争有害无利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范围被划定以后，这种竞争就更激烈了。原因就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的范围更广，给神话或是传说中的人物找个家更方便，于是像“梁祝故里”一下子就冒出10多个。实际上，争“名人归属”也罢，夺“正宗地位”也好，都与国家抢救、保护和传承文化的宗旨相去甚远。而那些无利可图又恰恰亟待保护的地方剧或是少数民族艺术，往往就无人问津。

　　在2005年发生“端午节申遗之争”后，2006年苏州又提出了端午节“伍子胥起源说”与传统的“屈原说”分庭抗礼，希望确立“苏州端午习俗”的地位。而恰恰就在这个时候，天津社科院专家对近千名市民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近五成青少年不知端午节来历和具体日期，而更多的年轻人表示喜欢过“洋节”。这种反差令人深思。如果青少年对我们民族引以为自豪的优秀文化传统和习俗都如此陌生和淡漠，并转而热衷于洋节异俗，那么只专注于“文化遗产”之争，而不倾心于维护和传承文化，这对我们的社会发展又有什么意义呢？那些着眼于地方利益的文化遗产争夺战，绝非文化创新，对文化传承有百害而无一利！ 刘刚

　　文化遗产“物质化”之忧

　　前两年，川剧变脸这一绝技已经被某些艺人廉价出卖到了日本。美国则将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花木兰》改编成了动画片，在全球公演，不仅狂卷了几亿美金，更重要的是，他们将我们民族的花木兰移花接木，改造成了美国人情感与理想价值系统的带有女性主义的美国女兵的形象，完全和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相悖。前者，提醒我们的是，别让赚钱的思路把我们锈蚀成为了不懂得珍惜的败家子，将我们珍贵无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廉价化、商品化；后者，则提醒我们如何守卫我们民族的根性，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不被同化和殖民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真的需要我们做的还不少呢。如同物质文化遗产并不只是我们赚钱的机器一样，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不是赚钱的宝贝，它们的“物质性”方面，都需要我们保护；它们的“精神性”方面，都需要我们发现并重新认识它们的价值，这种价值，是文化的价值，而不是经济的价值。这样看似简单的选择，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却已经有些乱花迷眼，在唯GDP是举的那种陈旧思路面前，我们往往容易弯腰捡起芝麻而丢了西瓜。但愿，这只是我的杞人之忧。 肖复兴

　　“遗产经济学”的文化后患

　　政府参与社会事业的文化构建，本没有错。但问题是，这样的建设应当以公共文化服务为重点。面对此起彼伏的“争夺战”与“伪文化”浪潮，政府本应做正确的引导，为何却成了推波助澜的主导？

　　实际上，逐步升格的“崇古活动”与不断新建“文化标记”，已经成为一些地方新一轮面子工程的集体亮相，甚至有些国家级贫困县也卷入其中。在光大传统、发展文化的口号之下，一些官员的心中，不仅有对经济效益的图谋，更有对“政绩收益”的盘算。他们用行政拨款下注，看能否博取更大的利益，创造经济——文化——政治的多赢。

　　让经济利用，被政治挟持，结果是，以文化为名义的文化行动，非但没有为社会繁荣带来推力，没有增强我们的历史文化意识，反而推助了急功近利、唯利是图的社会风气，加剧了好大喜功、铺张浪费的官场恶习，留下了沉重的文化欠债和社会成本。这恐怕是“遗产经济学”更大的后患！(卢新宁)

　　文化为名 利益为实

　　一位历史名人，当然不会有好几个故乡。大家争相攀亲，无非是想“借鸡生蛋”，沾名人的光，提名气、拉投资、引游客。文化为名，利益为实。一个参与争夺名人故里的县领导就坦言，他所在的县没有什么特色，“想办法”与历史名人拉关系，是“不得已而为之”。

　　不可否认，历史名人确实能给一些地方带来些人气，有利于招商引资，发展旅游经济。然而，如果不顾历史事实，单凭子虚乌有的“史料”主观臆断，甚至歪曲历史，胡编乱造，只会造成历史的混乱，影响文化传承。到头来，这样互相拆台的恶性竞争恐怕也只会造成大量人力物力的浪费，得不偿失。(杨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