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是我所尊敬和喜爱的作家。在世时，人们习惯称他为“汪老”，儿女们则亲昵地叫他“老头”。我和汪曾祺先生交往并不多，但喜欢读他的作品已经几十年了。那还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刚走出校门的时候。在西双版纳一个傣寨，一个草木萌发的季节，我读着《诗刊》创刊号，一首散文诗叫《早春》，就那么两句，我至今还能背诵：“新绿是朦胧的，飘浮在树梢，完全不像是叶子。/远树的绿的呼吸。”

　　好一个“远树的绿的呼吸”！写尽了“草色遥看近却无”的那种氤氲、朦胧的春色。我从此死记住“远树的绿的呼吸”这个佳句，也记住了作者的名字——汪曾祺。后来读他在文学界备受赞扬的小说《受戒》，再后来，又读了那些引起更大反响的一系列散文和随笔，我才知道，他是闻一多、沈从文的学生，还在我牙牙学语时已就读西南联大并开始写作品了。也是从那时起，他和云南结下了不解之缘。但我认识他时，他已到须眉夹白的耄耋之龄。

　　1991年，中国作协组织一些作家来云南参观访问。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从未晤面的女作家凌力到昆明后就打听我，向我转告张洁的问候。我知道后马上到宾馆看望他们，凌力正好和汪曾祺在一起聊天。也许汪老和凌力、张洁都合得来，我们也就一见如故，谈得很投机。我当即请凌力和汪老到家中小坐，并嘱家里赶紧准备几样小菜。家里人为临时弄不出更多的菜深感不安，汪老大声说：“有酒就行！”一句话让我想起了他写的一首诗：“莲花池外少行人，野店苔痕一寸深。浊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湿雨沉沉。”写的是抗战时期的昆明，忧国忧民的西南联大学生在北郊莲花池泡酒馆喝闷酒。今天车水马龙的昆明莲花池畔，那时可是荒郊野店。想想淫雨绵绵，苔厚花湿，一杯浊酒一个人，那氛围何等郁闷。今天我可得让老头子喝个痛快。忙不迭把日本翻译家川口孝夫先生送的一瓶苏格兰威士忌打开，那一天他果然喝得非常尽兴。席间东拉西扯，在谈及作家的想象力时，他说：想象力很重要。别说作家创作离不开想象力，便是厨师做菜，也不能没有想象力。一个只按师傅教的方法去做菜的人，永远成不了好厨师。你得自己去实践创造。他说从来都说豆腐是鲜嫩的好吃，不见得。发了霉的臭豆腐不就是别有风味么。那个最初把豆腐弄臭的人就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人。由此又说到久负盛名的长沙火宫殿臭豆腐，说毛泽东就很喜欢吃。改革开放初期，这个老字号还曾打出一条广告道：“最高指示：还是火宫殿的臭豆腐好吃！”汪老在念这句话时改用一口地道的湖南腔，“吃”读成“恰”，逗得一桌人哄堂大笑。他则一脸正经，一副虔诚的样子。他幽默、随和、博学却又不卖弄，那种平易近人、平等待人的态度，使人一看就觉得这是个有趣的好老头。

　　那天，他乘酒兴一口气给我留下两幅字。其中一幅是这么写的：“羁旅天南久未还，故乡无此好湖山；长堤柳色浓如此，觅我游踪五十年。”颇具唐风的七言绝句，流露出他对昆明那种强烈而缠绵的感情。

　　这就是汪曾祺先生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朴素、平和、幽默，还很博学。这一切，构成了他的人格魅力。我后来又认真研读他的一些作品，发现“文如其人”这句话，起码对散文这种不能做假的文学形式，是正确的。读汪曾祺的作品，你首先感受到的是那种平和与恬淡，不造作，不花哨，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每句都是那么朴素、实在。他极少用比喻，甚至不用形容词，文字功力已经到了一种炉火纯青的程度。读他的文章，你会感到一颗善良的知识分子的心跃然纸上。

　　那天汪老来我家，原先不曾想到要写字，因之没带图章，留给我的两幅字至今也就只有署名而无印章。我担心别人把他的真迹也当伪作，我说要盖上图章，否则就应了《红楼梦》里的那句话：“假作真时真亦假”了。汪老当即保证，他还要来云南，下次一定补盖。

　　1996年，汪老果真又回到“觅我游踪五十年”的昆明。我在他行前的一个晚上到住处拜访，并请他补盖章。老人颤颤巍巍地找了好半天图章，没找到，最后说是忘在玉溪了，最终还是没盖上。在场的高洪波兄提醒我，干脆让汪老回北京给画一幅画吧。汪老欣然应允，使我喜出望外。汪老的画我也喜欢，和他的文风一样，他的画风也非常随意、平和。

　　本以为老人家岁数大了，未必记得住他的承诺。孰料不久就收到他赠我的画，满满当当一幅紫藤，留白不多，落款仍是“张长兄”，除一方鲜红的图章盖在名字下方，又加盖了两枚闲章：一枚椭圆，阳篆，刀法秀气，镌句云：“人与书俱老”；另一枚方形阴篆，四个字刻得很凝重，曰：“信可乐也”。画于一九九七年，当是他生病前画的吧？从这件小事来看，汪老确是一位守信的人。

　　这就是我所认识的汪曾祺。他的善良、真诚和文如其人，正如他自己所描绘的：

　　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

　　写作颇勤奋，人间送小温。（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