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创作上的“自恋”成为一个越来越突出的问题，在许多作家那里，现代意义上的自尊、自爱被“自恋情结”所取代，进而造成了一系列文化症候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创作上的“自恋”成为一个越来越突出的问题，在许多作家那里，现代意义上的自尊、自爱被“自恋情结”所取代，进而造成了一系列文化症候。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一问题一直未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这里拟对当前创作中自恋的文学表现形态进行一次较全面的梳理和分析，从深层观照当下文学的心理病灶，以期引起“疗救的注意”。

　　“自恋”问题的形成

　　“自恋情结”作为当下文学的一种新的因素或者现象，经历了一个从自发萌芽到全面展开再到深度异变的过程。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一批被称为“先锋”作家---如马原、格非、孙甘露、洪峰等的笔下，砸碎了意义锁链的语言，率先对现代意义上的“自我”追寻与理性建构进行了大规模反动，在有意无意中暗合了拉康所谓“语言才给我重建起在普遍性中的主体功能”的观点。时代的沉淀越来越清晰地显明，语言对理性主体反动的背后，遮蔽着自恋的冰山一角。换言之，作为文学“向内转”的标志，将“怎样讲述”放置在“讲述什么”之上的先锋作家对语言形式的偏爱，正是叙事者自恋情结的一种表现形式。

　　经过语言自恋这一初期阶段后，自恋的精神气质延伸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并日益得到发展。“新写实”小说对日常生活的确认性描摹，便源于“先锋”文学对神性乃至人性本质的颠覆，对宏大叙事的反叛，它对于琐碎、细杂的日常生活，对于物欲原生态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描摹热情，生孩子、换尿布、赶班车、夫妻吵架、豆腐馊了等人生场景不经提炼便堂而皇之密集涌现于审美世界，个体湮没在缺乏诗意也毫无秩序的庸俗生活之中。这一生存认知模式与叙事者的自恋意识有着莫大的关联：折磨新一代自恋者的不是内疚，而是一种焦虑，是苦于找不到生活的意义。除了新写实小说，王朔也是一个代表，在他的作品中，市民性、世俗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伸张。

　　自恋情结趋于膨胀，可以贾平凹的《废都》为标志。在知识话语衰微的年代，以庄之蝶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不但享受着趋之若鹜的女性，而且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世人的格外关注与尊崇，这种自恋性想象的扩张也许才是“《废都》现象”的实质。上世纪90年代的女性创作则从另一向度预示了作家自恋情结的普遍化，正如林白《一个人的战争》所声称的：“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巴掌自己拍自己，一面墙自己挡住自己，一朵花自己毁灭自己，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女人自己嫁给自己。”现在看来，这不仅是一种创作姿态的确立，其背后更潜藏着极大的女性自恋和心理黑洞，这对倾向于进行自我探索的新一代女作家来说无疑具有莫大的诱惑力。

　　经过十几年的扩展弥漫，自恋情结在当下文学创作中似乎已成为一种自觉不自觉的审美趋向，具体说来，其表现形态可归纳为四种类型，即身体的自恋、精神的自恋、自我的迷恋和叙事的自恋。

　　身体的自恋

　　我们发现在当下文学创作中，一些叙事者对身体的表达欲望已远远超过对生命本真的探求，以对身体、欲望的迷恋化、核心化乃至时尚化认同，来传达其对生活、历史、现实的基本理解。在后现代消费语境中，由于自我本真的缺失，现代自我塑造的合法性遭到颠覆。以身体审美为核心的“自我创造”和“自我扩展”取代“自我认识”和“自我净化”，成为基本的生活认知模式，即费瑟斯通所说的，在此不存在人类本性或真实的自我，而只是一些“准自我”的集合，“我们的生活可以任意地按审美的方式来构成”。福柯则对这种新型的审美意识形态进行了揭示，指出超级自恋的现代人(即“花花公子”)“把自己的身体，把他的行为，把他的感觉与激情，他的不折不扣的存在，都变成艺术的作品”(费瑟斯通语)。木子美的“遗情书”、“芙蓉姐姐”的S造型、教授裸体授课、作家走上街头乞讨、网络上的种种博客秀，这些文化现象之所以能把不美甚至丑陋的事物想当然地变为“美”，正缘于自恋意识的膨胀，本来不可或羞于示人的东西，人们却不顾接受者的心理反应与承受状态，主动兜售出来以供观赏和展玩。

　　与此相映照，形形色色的“上海宝贝”、“北京娃娃”、“美女作家”、“美男作家”等，都可谓“花花公子”这一自恋情结的经典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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