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结缘，始于1962年攻读学部研究生。1965年毕业前夕，先在张掖“四清”，后到黄县劳动。年底返京时，姚文元批《海瑞罢官》丑剧开场。十年“文革”，我以“保皇派”美名躬逢其盛，以致对中国人与中国社会之了解远超前此任何时期。1976-1977年，我从近代史研究所借调到《历史研究》编辑部。组稿到过遭受“大革命”洗礼的南北东西各地，目睹学术文化之凋零破败，悲愤不已。就在此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宣告成立。人们那时的欣喜之情，难以言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之初，奄奄一息的中国社会科学怎样才能摆脱十年惨痛的噩梦？中国社会科学如何才能走向复兴？这些问题尖锐地摆在社会科学界每一个学者面前。人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首任院长、理论家兼意识形态领域重要官员胡乔木的身上。近日出版的《胡乔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版)一书，以综述、回忆、文献三部分，全面评述了胡乔木在任三年的思想、业绩，读来印象深刻。

　　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的“三不”政策

　　当时，中国社会科学之残破落后，不仅表现在工作量和工作成果方面，一些学术领域非常薄弱，一片空白。更严重的是不少干部的思维方式保守僵化，不谙世界大势，以为光明只在中国，外边漆黑一团，全是封资修、反革命、牛鬼蛇神，不曾干过好事；即使知道一二也绝口不谈，甚至丑人之美，美己之丑。社会科学学者备受“文革”摧残，对学术既喜又怕，有的人以为学术研究极易招祸，避之犹恐不及，亟须“思想启蒙”，且需有高人壮胆。对于众多学者噤若寒蝉的心悸状态，胡乔木上任伊始就发现了。“我们这里确实有放不开的危险。社科院的同志本来应该讲得深些，可是前个时期我们听取意见的时候，缺少大胆讲话的人。”(204页)他在各种场合一再强调，科学不能容忍千篇一律，科学著作应当而且必须表现出它的个性和创造性。所有科研人员都应当研究新的材料，新的问题，新的方法，写出新的有创见的著作。为此，他反复申明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坚持“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的“三不”政策。

　　实行“双百”方针，主要责任在领导者

　　贯彻“双百”方针，必须破除那些“不许人有不同的说法、不许人按事实本来面目去说话”的种种禁区、禁令。胡乔木谴责“权力过于集中的官僚主义，也就是通常说的专制主义。”“造成许多人不愿用思想，不愿动脑筋，动脑筋反而会受打击。在这种情况下，造成很多人认为不动脑筋最保险。”他向社科院传达胡耀邦的提议:禁区、禁令还有哪些未破除的，要求社会科学院和其他单位提出清单，统统要打破。权力过于集中的情况要改变，要反对拥护权力高度集中、特别集中、异常集中的现象。是非不明、功过不明、赏罚不明的现象要改变(226页)。

　　实行“双百”方针，主要责任在领导者。胡乔木批评的那些手握权力的领导人，热衷于在他们所管辖的学术、艺术和文化领域作指导者、把关者和审定者。其实，对学术研究可能出现与已有定论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领导人的宽容与引导，恐怕是除听之任之或阻截封杀之外(更不要说“以言治罪”)最好的办法。这是被数十年来社会科学发展或倒退的历史反复证明的好办法。如此，才能真正做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繁荣学术文化，促进科学发展。

　　历史学家要做助手，不要做“应声虫”

　　中国社会科学院之设，是要成为党和政府的得力助手。胡乔木说:历史学家是历史的研究者，同时也应当是历史的促进者。做党和政府的忠实的、得力的助手，不是意味着做应声虫。如果要做应声虫，那就不需要科学，也不需要社会科学家的存在了。(39页)这篇谈话公开发表于1980年4月8日召开的中国史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式。第二天，他又写信给中国史学会会长周谷城，说:“历史学家配合政治，提出与现实有关的科学见解或建议是一方面，这是直接的，但范围有限。写出高水平的著作，推动学术进步，争得祖国荣誉，这也是间接的‘为政治服务’，范围就无限。不指出这一点就仍然片面。”(39页)

　　胡乔木当年所说中国社会科学院要做党和政府的助手，与时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宣称要做“思想库”、“智慧团”，其词不同，其义一也。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把握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对这个问题，胡乔木有精辟的辩证的论述，兹照录如下:

　　我不倾向于提倡科学要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我认为这个口号本身不能说是十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从长远的历史来看，政治不是目的，政治主要是实现各个历史时期经济目的的手段。社会主义的政治，是实现劳动人民经济文化目的的手段……是最重要、最强有力的手段，其他手段包括科学在内，在特定的条件下，不能不使自己的活动和政治要求协调一致。

　　如果借口有政治需要，就要求历史科学违背历史的真实，篡改客观事实，那样将不仅破坏历史科学，也将破坏社会主义的政治。……事实是最有力量的。事实不能永远被掩盖住。历史科学满足政治需要的正确理解应当是，历史向社会也向政治提供新的科学研究的成果，而社会和政治则利用这种成果作为自己的向导。……如果把历史科学和其他科学为政治服务理解成为一种从属于政治的临时的局部的甚至错误的需要，那就会像刚才说的，既破坏了历史科学，也破坏了政治本身。我们的历史学家当然要拒绝这种毁坏历史科学的做法。(382-384页)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学的第一标准是真实，是信史。其首要任务是揭示历史的真实面目，肃清意识形态、理论教条或派别斗争对历史的歪曲。尽可能地还原五光十色，千姿百态的历史面貌，不溢美，不隐恶，既应歌颂真善美，亦须指斥假恶丑，以唤醒民族的历史记忆，提高民族的理性思考，有利于认识今天和明天，而不是一般的空泛的“总结规律”，不是影射现实或为现实政治需要辩护，更不是“隐恶扬善，笔下留情”，曲解和伪造历史，欺蒙后世子孙。上世纪50年代初，《武训传》批判和武训历史调查就是这样干的，其结果是开新中国成立后歪曲历史为现实政治需要服务的恶劣先例，严重玷污了历史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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