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长罗瑞卿

　　把一位高级将领从解放战争的战场上召回来，委以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和公安部队的重任，可见当时保卫新生政权安全的任务是多么急迫，全国社会治安状况是多么严重。

　　党中央决定让罗瑞卿担任新中国首任公安部长，不仅因为他既能征善战，又懂政治工作，而且早在红军时期就担任红一军团和红一方面军保卫局局长，长征中一路保卫党中央，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时曾领导开展锄奸侦察工作，显示了卓越的保卫工作才干。

　　开国大将罗瑞卿，面临的是共和国成立之初，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复杂社会局面。

　　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一见罗瑞卿就说：“听说你不愿意干公安部长，还要去打仗？现在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了，我们都不干，都还去打仗，那行吗？”

　　1949年4月，时任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十九兵团政委、太原前线总前委第一副书记的罗瑞卿，与周士第一起，代理病中的徐向前指挥部队解放了太原。5月中旬，部队正准备挥师续征时，毛泽东致电罗瑞卿“请来中央一叙”。6月初，罗瑞卿向继任政委李志民交代了工作，与司令员杨得志等话别，与赴青岛休养的徐向前同乘火车到达北平。

　　几天后，周恩来找他谈话，要他出任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的公安部长(政府建立之前归军委建制)。罗瑞卿提出，希望随军作战，认为由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出任更合适。周恩来对他说：“各人有各人的事，李克农有李克农的事(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不久决定取消中央社会部，另成立情报、公安两部)。”并告诉他，此事中央已经决定，“今晚毛主席还要接见你，你就不要再提上前线的事了”。

　　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一见罗瑞卿就说：“听说你不愿意干公安部长，还要去打仗？现在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了，我们都不干，都还去打仗，那行吗？”

　　7月6日，罗瑞卿就任中央军委公安部长。他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在李克农的协助下，立即着手组建公安部。先以中央社会部的部分机构和华北局社会部全体人员为基础，随即，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抽调了数百名军队高、中级干部，及大批各地党委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进入公安部。

　　10月5日至11月1日，罗瑞卿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接见了与会人员并作了重要指示，朱德总司令作了报告。周恩来说：“军队与保卫部门是政权的主要的两个支柱。你们是国家安危，系于一半。军队是备而不用，你们是天天要用的。”

　　在组建公安部的同时，罗瑞卿已开始着手组建新中国的公安部队(不设宪兵、警备队)。率先成立的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在建国初期社会治安极其复杂的情况下，保障了党中央和北平市的安全。

　　按照1949年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1950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人民解放军统编为国防军和公安部队。罗瑞卿任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程世才为副司令员，李天焕为副政委，吴烈、熊伯涛为正副参谋长。至1951年10月，组成正规公安部队20个师又23个团，共18万余人。此后，全国内卫、边防、地方公安部队都统一整编为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总定额近54万人，受中央军委统一领导。

　　公安部队在罗瑞卿领导的十年间，协同有关方面平息了反革命暴乱和武装叛乱340起；建国初期配合国防军剿匪220万人，50年代末基本肃清国内残匪；捕歼、击沉、击伤和缴获敌船58艘，击落、击伤敌机4架。公安部队还赴朝鲜执行了抗美援朝作战中的后方警卫任务，包括维持战地和后方治安、看押俘虏和警卫板门店谈判等。

　　1953年7月16日，当时的国民党凑集了1.2万余人的军队，配备飞机、舰艇、坦克，由敌十九军军长指挥，从金门出动，一个伞兵大队由台湾新竹出发配合，向边防公安部队八○团守备的福建东山岛进犯，扬言要以此揭开“反攻大陆”的序幕。八○团进行了英勇激烈的阻击，激战两昼夜，坚守主阵地，直到国防军援兵到达，敌军遭重创，残部狼狈逃窜。毛主席对此做出高度评价，指出：“此次反击战，打破了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梦想，美帝国主义也挨了当头一棒。”

　　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

　　建国初期，国民党残余势力活动猖狂，流氓地痞、恶霸盗匪继续为非作歹，青楼妓院、烟馆赌场等依然存在，对新生的共和国起着严重的破坏作用。罗瑞卿一上任，即着手清扫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

　　首先是进行反动党团骨干限期登记。罗瑞卿说，“对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特务、宪兵等采取限期登记自首的政策，在于解散反动组织，禁止他们的反动活动”。他严格强调政策界限，党团骨干只登记区分部委员以上，以免打击面过宽；对服从登记、坦白罪恶，交出名单、武器、通讯器材的，一般不予逮捕；对抗拒登记或登记后继续从事反动活动者，则逮捕管训，以“教育多数，打击少数”。罗瑞卿当时兼任北京市公安局长。北京的登记工作进行了三个月，反动党团特组织基本上被摧毁。

　　接着是严厉打击城市盗匪。北京、上海等13个大城市至1950年6月，共缉捕盗匪5477名，盗匪案件急剧下降。到1950年底，大城市盗匪活动已基本消灭。

　　与此同时，罗瑞卿还指示从严打击流氓阿飞活动。北京市解放初期，有“三星团”、“攮子队”等团伙，经常身带木棒、匕首出没于天安门、西单、西四等地，打群架，调戏妇女。还有所谓“搂包”、“锣车”、“猴车”等封建行会性质的团伙，或独霸车站客运，敲诈勒索，聚众行凶；或混迹三轮车队，强拉旅客敲诈，结伙行窃旅客货物；或解放前为外国人“拉皮条”，解放后仍诱迫妇女卖淫、勒索暗娼。各地对流氓的打击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赞扬人民政府给人民除了大害。北京处决东郊大流氓孙起后，当地群众拍手称快：“这一下可晴了天了。”上海处决罪孽深重、继续作恶的流氓恶霸“码头春宝”、“江北大亨”时，刑场周围群众放鞭炮庆贺。

　　从19世纪开始祸害中国人的鸦片烟毒，当时在新解放的城市仍然弥漫。重庆刚解放时，有制毒者330家，烟馆3084家，每天卖出烟土达3400两。成千上万的瘾君子卖房卖地、卖妻女为娼。罗瑞卿指示对贩毒、售毒、制毒、运毒的大犯、惯犯及开烟馆的大业主、大窝主要坚决打击，发现和破获重大毒品案件他亲自过问、具体指导。如破获大毒贩庞辅臣勾结天津市禁烟局干部套购大量烟土，又勾结民警掩护装船，运往上海销售案。上海市从解放初至1952年上半年的三年中，共逮捕惩治毒品犯1.23万余人。一些毒犯转入地下，并与境外国民党残余势力勾结，继续向内地偷运毒品。衡阳铁路局在三反运动中查出走私鸦片、海洛因、吗啡共157万两。中央决定，再进行一次群众性禁毒运动，从1952年8月至11月的三个月中，全国又挖出毒犯36万人，缴获大量各种毒品，成百部又上万套制毒机，及一批贩毒武装的枪、炮、发报机。至1952年底，终于清除了烟毒。广大群众赞道：“毒害百余年，只有共产党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娼妓的存在是城市中社会丑恶现象之一。罗瑞卿决心切除这个毒瘤。他先从北京做起。1949年11月12日，他在北京市公安局集体办公会议上说，妓院是藏污纳垢、压迫妇女、损害社会健康的地方。妓院老板是城市的封建势力。“为了彻底消灭城市封建势力，解放妇女，建立一个健康的新社会，我们对妓院必须坚决封闭取缔，并依法惩办那些罪大恶极或有血债的妓院老板。”会上起草了向市人代会呈送的议案。11月21日下午，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做出封闭妓院的决定，当天下午5时30分，市公安局立即出动干警和公安总队官兵2400人，在市民政局、市妇联配合下，一夜之间将全市224家妓院全部封闭。妓女被送往妇女生产教养院，教养院对她们进行教育、体检、治病，然后对有家可归者遣送回家，有对象者助其结婚，其余的组织学习生产技术，让她们能够独立谋生；对454名妓院老板、领家，则集中清查罪行。

　　继北京后，全国各大中城市均相继开展了行动。当时妓院最多的城市是上海。1951年3月，罗瑞卿到上海视察工作，微服察访仍在社会黑势力控制下的“大世界”。当他看到每层楼站满了由老鸨看管的妓女后，激愤地说：“这些老鸨吸血鬼、这些流氓恶霸，统统要消灭掉。我们要从这些坏蛋手里解放那些不幸的人。”1952年4月至9月，上海市公安局在民政等部门配合下，采取多次行动查封妓院、取缔娼妓，并将“大世界”改造成健康的人民乐园。

　　到1953年，除西藏外，千百年来吃人的娼妓制度在大陆上被埋葬，解救了成千上万沉沦苦海的妇女。人民群众说：“旧社会把人变成了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了人。”

　　1952年12月毛泽东复信：“可能空降特务的山区，设立武装便衣侦察据点，专门对付敌人空降特务，没有事生产和学习，有事报信捉特务。”

　　罗瑞卿上任之时，正值年轻的共和国百废待兴、秩序尚未建立之际。敌对势力企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不断谋划暗杀和各种破坏活动，恶性案件时有发生。1950年9月，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后，他们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快打起来了，蒋介石“反攻大陆”时机已到，组织了形形色色的地下军，委任了各路司令和大批的主席、专员、县长，潜伏的敌人也企图里应外合，准备美军到达后“接收”政权。他们在各地制造谣言，破坏交通，抢劫财物，焚烧仓库，杀害干部。统计资料显示，这一年，竟有4万名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被反革命分子杀害。国家部长级以上的领导人和重要的民主人士也全被列入暗杀名单。

　　10月9日，在中央一次研究抗美援朝问题的会议上，面对这些敌情，毛泽东问罗瑞卿，准备怎么办。罗瑞卿道：“现在反革命分子活动十分猖獗，人民批评我们宽大无边，要求我们镇压反革命。”毛泽东点点头说：“我赞成你们的意见。现在美国已经把战火烧到了我们家门口。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以便更好地对付帝国主义。”毛泽东让彭真、罗瑞卿等连夜起草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镇压反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指示。10月10日凌晨2时，指示草稿呈送毛泽东，毛泽东只字未改，当日下发执行。“双十指示”要求全面贯彻党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重点打击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方面分子，“首恶必办，胁从不问，抗拒从严，坦白从宽，立功者受奖”，粉碎他们的复辟阴谋。

　　国民党特务机关退踞台湾后，组建了以美国为主导的特务统一体和环大陆的特务网。1953年，国民党专管心理作战的“第六组”和美国以“西方企业公司”为代号的心理作战机构联合组成了“心理作战部”。美国还向中国大陆直接派遣特务，尤以“44海外观测队”及“自由中国运动”活动最嚣张。

　　罗瑞卿根据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提出“我们要组织一个与隐蔽敌人作斗争的队伍”，“必须大力加强侦察工作，加强秘密的打入敌人内部的工作，加强秘密的专案侦察工作”。20世纪50年代，公安机关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多种方法，对在大陆周边地区活动的国民党特务机构的动向，特别是重大行动的动向，能够大体掌握，及时防范，因而粉碎了一个又一个的暗害阴谋。

　　罗瑞卿对于图谋暗害的重要案件都是亲自处理，部署战斗，将企图到广州谋害叶剑英的赵一帆，企图利用旧关系伺机混入中央机关内部暗害中央领导人的高元龙，妄图在上海暗杀陈毅的刘金德等国民党杀手，一一侦破被擒。

　　1954年，台湾保密局和在台美国特务布置行动，特务段云鹏再次从台湾潜入北京，利用他熟悉中南海的地形和社会关系，企图行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段云鹏自幼习武，解放前曾是平津一带有名的飞贼，北平解放前夕，他在劝说傅作义走和平道路的前北平市长何思源家里安放定时炸弹，炸死何家一个女儿，何思源夫妇受重伤。1949年8月至1950年10月，他曾三次潜入京津地区，发展特务，组成特别行动组和情报暗杀团，策划了北京火药库爆炸案和天津无轨电车爆炸案。京、津两市公安局进行了大量调查，逐步清除了他的爪牙。1954年6月，段云鹏进入香港。罗瑞卿得悉后，指示必须严密布防，妥设圈套，将段匪诱而歼之。9月，段云鹏在一次偷渡失败后，放弃了再次偷渡的打算，在公安部门“内线”的诱导下，完全按照为其设计的线路潜入广州，落进预设的圈套就擒。罗瑞卿向毛泽东报告时，毛泽东说：“他不是飞贼吗？让他飞一个样子看看嘛！”

　　50年代中期，台湾特务机关在美国间谍机关的支持下，训练了数以百计的行动者，制定了各式各样的爆破计划，准备在“五一”、“十一”等节日到处搞破坏。罗瑞卿得悉后立即下令：“炸弹不准过韶关！”陆续运入大陆的定时炸弹和纵火器等400余件，行动特务600余人，或被捕获，或投案自首。有些特务不敢到大陆来，便在与大陆交界处的香港、澳门一侧引爆几颗炸弹，只要港澳报纸一登，就可向台湾特务机关“邀功请赏”。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蒋特务机关为了搜集情报，不断空投武装特务。罗瑞卿向毛泽东写了报告，1952年12月毛泽东复信：“可能空降特务的山区，设立武装便衣侦察据点，专门对付敌人空降特务，没有事生产和学习，有事报信捉特务。”罗瑞卿立即部署反空降特务的斗争。公安部队在长白山、大小兴安岭、武夷山、天目山、十万大山、瑶山、大巴山、秦岭、川西北等地区，建立了154个武装便衣据点，发动民兵和群众，发现空降特务后，村村鸣锣报警，层层包围追捕，出动人员成千上万，包围圈达100余里，美蒋空降特务一落地就陷入人民战争的天罗地网，随降随歼。

　　1949年10月，周恩来叮嘱罗瑞卿要严密注意并防范敌人的暗害阴谋：“穷凶极恶的敌人，别的他们不能做，对暗杀，他们是能搞的。现在我们损失不得，都是党几十年培养出来的干部。”

　　新中国建立以后，国民党特务机构更加紧策划对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暗害，“杀一部长级干部奖励十条黄金”。

　　1949年10月，周恩来就叮嘱罗瑞卿要严密注意并防范敌人的暗害阴谋：“穷凶极恶的敌人，别的他们不能做，对暗杀，他们是能搞的。现在我们损失不得，都是党几十年培养出来的干部。”毛泽东也提醒说，各种困难都要估计到，基洛夫、列宁被刺的事也可能有，但是要力争避免。

　　中央领导机关迁入北京后，社会情况更加复杂。罗瑞卿领导组建了警卫局和中央警卫团，规定其任务是以警卫中南海、毛泽东、党中央书记处、军委为重点，兼管中央级的机关及主要人员的警卫，既要保证首长的绝对安全，又要便于首长联系群众，基本要求是内紧外松。

　　为做好警卫工作，保证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绝对安全，罗瑞卿耗费了巨大的精力，经常亲临现场部署。每逢党和国家召开重要会议，他常常通宵达旦工作。

　　对一些中央领导常去的地方，罗瑞卿都重点布置警卫工作。杭州的西湖，每年都有中央首长去。他指示：“一定要把西湖的水搞得像水晶一样清澈透明。”在他建议下，浙江省公安厅厅长兼任西湖区的区委书记。

　　每当毛泽东离京外出或在北京参加社会活动，罗瑞卿总是亲自部署警卫工作，大部分时间是亲自陪同。50年代，每年劳动节和国庆节，天安门广场白天要组织游行，晚上要开焰火晚会。节日前他都要开会部署警卫工作，行走路线、停车场都要用扫雷器探测，游行队伍一旦有事如何疏散，值班电话谁看守，沿途设一些什么岗，制高点如何控制，他都要亲自检查。毛泽东的车到达和离开，都由他开道，毛泽东到场后他就站在身后保卫。毛泽东常常说：“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天塌下来，有他顶着。”

　　保障首长安全和不妨碍首长接近群众，这是警卫工作中经常碰到的矛盾，有时还弄得十分紧张。

　　1953年初，毛泽东南下视察长江，乘“长江”舰到了武昌。2月14日春节，车经蛇山黄鹤楼旧址，毛泽东突然让中途停车，下车向蛇山走去，在陈毅、罗瑞卿、杨尚昆、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李先念等陪同下登上楼。毛泽东旧地重游，眺望长江，伫立良久。下楼后，他走到一位卖油炸豆腐的老人的摊位前，询问价钱和生意如何，被旁边两位小姑娘认出来，激动地边拍手边喊：“毛主席！毛主席！”

　　她们的呼喊立即把人群吸引了过来。离得较近的人纷纷伸出手来要同毛泽东握手，毛泽东也把手伸了出去。这一伸，手就收不回来了。人越来越多，卖甘蔗的也不卖了，甘蔗抛撒了一地。大家不断地欢呼着“毛主席万岁”。罗瑞卿见势不妙，建议毛泽东回楼休息，等群众散后再走。毛泽东摆摆手，仍向山下走去，巨大的人流围着他涌动，包围圈越来越小。个子高大的罗瑞卿招呼比他还要高几公分的铁道部副部长武竞天，在毛泽东前面伸开双臂抵挡涌来的人流，陈毅等紧挨在毛泽东身后，卫士们又在他们身后手挽手形成半圆形的保护墙。罗、武两人一面开路一面喊：“同志们让开一点路，让毛主席走过去！”

　　毛泽东在大家护卫下，边走边向欢呼的群众招手。通往停车处的道路已是人山人海，罗瑞卿一看很难走过去，灵机一动，把毛泽东带到附近的轮渡码头，让卫士们拦住涌过来的人流。毛泽东上了轮渡，满头大汗的罗瑞卿心头一块石头才落了地，陈毅也说：“乖乖，今天差一点下不了黄鹤楼。”

　　类似情况，在南京中山陵、安庆一所中学门前都发生过，由于罗瑞卿的现场指挥和保卫人员的努力，每次都保证了毛泽东的安全。毛泽东在武汉、九江畅游长江，也是罗瑞卿布置试水和现场保卫。人们都称他是毛泽东的大警卫员。

　　1959年4月，罗瑞卿出任国务院副总理，5月任中共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四五月间，他奉中央之命，赴湖南视察钢铁生产情况，听说毛泽东想回老家韶山看看，便抽空到韶山去了一趟。去年他已来过一次，当时他找到韶山大队总支书记毛华林，要求查明韶山当地社会情况。这次他要求毛华林在毛泽东到达时做好治安保卫工作。他又亲自检查了毛泽东要经过的道路、要住的房子和肯定要去游泳的水库。

　　6月，毛泽东在视察了河北、河南、湖北之后到达长沙，罗瑞卿同毛泽东会合。在回韶山之前，毛泽东对他提了三个要求：“一、不要派部队去韶山，特别不要派公安人员去；二、给我行动自由；三、我要广泛接见群众。”幸好罗瑞卿已两次到过韶山，对保卫工作已心中有数。在韶山，毛泽东曾同上百名乡亲谈过话，同数千人握了手，罗瑞卿都在场，还陪同毛泽东在韶山水库游了泳。毛泽东看到罗瑞卿也下了水，高兴地说：“哦，你也会游泳了？”

　　罗瑞卿说：“不准坐霸王车、吃霸王饭、看霸王戏。”

　　罗瑞卿说，人民警察同解放军一样，应当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宗旨，这是区别于旧警察的重要标志。他说：“我们必须反对侵犯人民利益、脱离群众的国民党作风。”“不准坐霸王车、吃霸王饭、看霸王戏！”

　　1952年8月，合肥市一侦缉队员买不到戏票，便将售票人带进公安局，戏开演时又伙同多名公安人员大吵大闹抢占座位。剧团负责人打电话给公安局，副局长竟说剧团看不起公安局，随后又以查户口为名将剧团6人扣押多时。罗瑞卿得悉后立即指示：合肥市公安局副局长应撤职，安徽省公安厅长、合肥市公安局长应作公开检讨，合肥市公安局的违法乱纪和国民党旧警察作风必须彻底整顿。

　　罗瑞卿又对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民警纪律作了检查，又发现了一些白吃、白看、白拿的典型事例。为了纠正这些旧警察作风，罗瑞卿指示公安部起草了《关于禁止公安工作人员看白戏或利用职权随便出入文化娱乐场所的规定》等文件。

　　为了搞好警民关系，罗瑞卿提出，要学习解放军。1958年8月，全国公安会议讨论通过了由他修改的“公安人员八大纪律、十项注意”，并规定每年年终或春节期间的一个月作为公安人员的爱民月，公安机关要征求群众的批评意见，要检查一年的守纪情况。

　　罗瑞卿认为，要建设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公安队伍，必须从基层抓起。1957年至1958年，他曾深入北京、上海、武汉、重庆、南宁、杭州等城市的十几个派出所检查工作。

　　1957年4月10日下午，罗瑞卿来到曾家岩派出所。派出所驻地是一座两层楼。走到楼梯口，见迎面挂了一块牌子，上写：非本所公安人员，不得上楼。罗瑞卿问：“我能不能上楼？”陪同的干警尴尬地连说“可以，可以”。上楼后，罗瑞卿对派出所的干警们说：“你们楼下是街道办事处，如果他们也挂一个牌子：‘非本处工作人员，不得下楼’，那你们怎么办？这种牌子对坏人不起作用，对好人则印象不好。派出所要密切联系群众，这牌子一挂，还怎么联系群众？”他问一位民警：“你下户口段，老百姓叫你什么呀！”“叫段长。”罗瑞卿摇摇头说：“叫段长可没有叫你老张、老王、小刘、小李亲切。这表示群众还没有把你们看成是自己人。同志，你们要警惕呀！”

　　1958年3月，罗瑞卿来到上海青海路派出所。当所长汇报到群众给派出所提出一些批评意见时，罗瑞卿说：“群众敢于批评我们说明他们信任我们，这是好事情。要是群众不敢批评我们，那就坏了，那就要犯错误的。”

　　1958年，各地公安部门相继提出开展几“无”运动的“大跃进”指标，有的县局甚至提出“百无”计划，包括无交通肇事等。罗瑞卿在各地考察时指出，要务实，有的肯定办不到。他经过调研和思考，认为还是开展“安全运动”更恰当，他要求各地抓它一年，切实把一切有碍社会安全的问题解决一下。公安部门蓬勃开展的安全运动，使社会秩序日益稳定，全国的发案率一度只有万分之三，并出现了生产发展、灾害事故下降的局面。

　　对于取得的成就，罗瑞卿并不满足，他总是要把工作做得精益求精，好上加好。有一次到一个城市了解治安情况，汇报的人得意地说：“只发生了工人丢掉自行车的小刑事案件，还发生过汽车撞伤孩子的小事故，有几次火灾，都及时扑灭了。”罗瑞卿立即批评说：“一个工人用几年积蓄，买了辆自行车，被人偷了，这算小事吗？小孩撞伤也许会终生残废。一座油库、一座厂房，由于粗心大意，扔了一个烟头，而被烧掉了，这也是小事吗？”

　　在罗瑞卿的严格要求下，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形成了从未有的良好治安秩序和社会风气。

　　1959年9月，罗瑞卿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他在公安部欢送大会上说，像公安机关这样的权力机关、专政机关，一定要有监督，第一是党的监督，第二是人民群众的监督，第三是国家法律的监督，第四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监督。

　　(编写 黄磊)

　　《罗瑞卿传》总参谋部《罗瑞卿传》编写组 当代中国出版社